关于钱锺书信中的称赏之语，即韩石山所说的“钱赞”，看来有必要一辩。
韩石山和孙玉祥都认为，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那些赞语不过是“惯用的语码”，“只是个礼数”，决不可当真。此为旧文人习染，钱先生则比别人更甚些。韩石山还举了三个例子以证明他的看法，一是钱先生当年对校长罗家伦诗与字的称赞，过分不过分，那是钱先生年轻时候的事，可以不论。另两例是后来对晚辈学人孔凡礼和何新的称赞，“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柢”，“深思好学，旁通汇贯”、“（译著）流畅可喜，殊徵功力”。孙玉祥也引此为证，并且说：“他们是谁呢？大家不妨去看看钱锺书信札―――都是些无名之辈。”我们细品味钱先生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其实并非随意写来，更非虚意夸饰，而是对年轻学者的称许和奖掖。孙玉祥还举了这样的赞语以证明钱先生的不负责任：“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殊不知这是对一篇读来感到满意之文的寻常评语，只不过极简练，不像如今报纸上许多虚妄吹捧之文那样?嗦。且以孔凡礼为例，孔先生的学问和功力有其多种著述做证明，想是韩石山读之未多，不甚了解，而以为钱先生不过是在虚意夸饰。孙玉祥跟着韩石山指孔为“无名之辈”，则属瞎起哄。
我们知道，每个学人都术有专攻，有其一长。还以孔凡礼为例，孔凡礼虽不能与钱锺书这样的大家相比，但孔所治之学，一定也有钱先生未到处。即使不出钱先生学问之范围，钱先生对孔的治学精神和学问予以称赞，有何不可。称赞孔，并不一定须得要孔的学问比钱先生强，这恐怕是韩、孙两先生也清楚的。李汝伦是位作家、学者、诗人，一身而兼此三者且在三方面都做得很好。而李最为人称道、最受人们敬重处，是其人格和精神。他是一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文人，嫉恶如仇，极具胆识。拙文曾谈到，钱先生的称赏，主要是就此而言。李汝伦的学问和诗且不论，只说他的文章，深度与气势都佳。钱先生不写此类文，读而爱之，乃情理中事，无论用何种言辞和语气予以称赞，都是其看法的如实反映。再者，如果是出于“礼数”对李的夸饰，也应如韩、孙两先生所说，是对收信人的夸饰。这里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钱先生对李的称赞，却是在给另一人信中说的。显然不好将给他人信中对李的称赏，当作给李信中的客套，更不能以“礼数”来解释，而一句“不可当真”了之。如是，则世间所有称赞，无不可随意指为虚意夸饰了。况且，比较钱先生给黄伟经和李汝伦的信，可以看出，给黄先生信中对李称赏甚力，而给李信中倒低调了许多，“少年”二字，分明是对后辈学人的赞赏。还有，《随笔》杂志刊载的文章多了，即以那一期而论，二十多篇文章，钱先生不称赞别的文章而单称赞李的文章，总是认为其文值得称赞。孙玉祥对钱先生贬损过甚，只不知他对钱先生所称赞的人了解多少，读过多少他们的作品。以李汝伦而论，另一大家程千帆读了李的著作，在给我的朋友何永沂信中赞道：“料此公胸中无所不有。”莫非程先生也为世故老人，在说假话？若孙玉祥对李汝伦的经历、人品曾作调查了解，更寻读了李的著述，而认为并不怎么样，与钱先生、程先生的看法属见仁见智，我自无话可说。如果并无了解而率尔操觚，那治学态度自然有失严谨，尤其是以甚为轻蔑的口吻议论钱先生，则太轻率，正所谓“轻薄为文哂未休”。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竭力将钱锺书描绘成对谁也看不起、不可能真心赞许任何人的人。有文章说，钱先生与某人谈话时，说过不喜欢王国维的著作，又说过陈寅恪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孙玉祥便据此断言：“除了少数几个曾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外，钱锺书是谁也看不上！”韩石山也说：“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看得起谁呢？”做这样的结论显然欠慎重。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对王国维诗有较全面的评说，既有“笔弱词靡”、“属对不免偏枯”等批评，也有“甚有诗情作意”、“平易流畅，固得放翁之一体”、“佳者可入《饮冰室诗话》而理窟过之”等赞赏，更有“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的高度评价。（更不要说对其他人的极力称赏。）或褒或贬，都有理有据，至少为其真实看法，看来孙玉祥并未认真去读。再说，就算“不喜欢”，也构不成罪名。不喜欢谁的著作，就是看不上谁吗？钱先生的《围城》，有不少读者，而《谈艺录》、《管锥编》有多少人爱读呢？你能说绝大多数读者看不上钱锺书吗？认为陈寅恪没必要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就是看不上陈寅恪，这叫什么逻辑？隋唐史大家而去写《柳如是别传》，虽自有其道理和苦衷，但钱先生觉得浪费了陈先生的学问而为之一惜，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更何错之有？岂不知陈先生当年诗中就有“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的无奈之语。想想，因上述情由而加钱先生“谁也看不上”之名，无乃太过乎，谁肯信服？
从不说违心的话，乃中国文人的可贵品质与传统。好发不负责任之言乃至说假话，只是今世流行之风，万不可以今人之心度前辈之腹，随意贬损老辈文人。钱先生若如孙玉祥所言，“谁也看不上”，称赏又都是假的，其人品何在？韩石山总结出的不无嘲讽和轻薄之意的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虽对钱先生有些唐突，似还不要紧。而孙玉祥的结论，则教人万难接受。孙指钱锺书的书信为“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米汤大全”，说钱先生“老于世故”，“滑稽玩世”，“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大表佩服大唱赞歌”，“赞不绝口”甚至“吹捧上天绝倒于地”。读罢该文，使人不禁要问：钱锺书先生成什么人了？“如何读钱锺书的信？”看这题目，一副高明者指点迷津的口气，却原来竟是如此盲目无知。料想钱先生若健在，对孙玉祥此等高论只是一笑置之，而不屑与之理论。尽管如此，可以断定的是，钱先生若健在，孙玉祥是绝对不敢如此无理的。嘲笑和攻击一位已无分辩能力的名人，确是如今某些人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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