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背后的利益》是我不久前出的一本集子（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6月），所收文章大多发表过，没有统一的格局或中心议题。书名来自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这位犹太裔英国政治哲学家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出发点时说，思想背后确实可能隐藏着利益，“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
我们一度崇尚一些抽象概念和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不惜代价，至于说在此过程中谁得利最多，我们很少关心。后来发现有的“真理”并非颠扑不破，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就到辞典里查找这些概念和理论的对立面、反义词。当他们看到“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和“市场”等辞条时就像阿基米德一样惊喜高呼：“找到了！”（Eureka！）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这类呼声时常听到，然而“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的问题依然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例如有这样一种反腐败的观点：廉政公署之类的常设反腐机构没有必要存在，原因是这种手段依赖更大的权力集中与控制。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去处理，腐败问题将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因为把权力下放给个人和企业，他们会成为这权力的忠实而尽责的看守者。这一“反腐败”的思想对谁有利、谁得益最多，自不必多言，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首席执行官的丑闻说明一切。
亚当・斯密据说首创“看不见的手”，但是他本人并不像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绝对站在资本所有者一边，他也没有无条件地主张社会上的一切（如基础教育）都交由“看不见的手”来操办。斯密在讨论竞争力时问道，究竟是劳方的高工资还是资方的高利润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了竞争力？他指出，商人和制造商如自己得利（高利润）引起恶果，他们就不声响，他们只是在他人得利（劳方高工资）而产生恶果时才大喊大叫。可见“自由贸易”、“市场规律”等也服务于具体的利益。最近美国政府在没有企业主动提出申诉的情况下为我国某些纺织品设限，就是极好的例子。当自由贸易给美国带来巨大财富时美国沉默不语，一旦别人从自由贸易中得到一点加工者的微薄利润，它就大呼吃亏。
思想背后的利益也是词语背后的利益，在本书第二部分，有两篇文章谈到美国如何把自由抬高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使之等同于自己的绝对信仰和切实利益。美国在独立时已较强盛，亚当・斯密对此还作过经济学上的分析，在他看来自由获得土地是殖民地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自由话语建构中多小说家笔法，它在美国毕竟是一个成功故事―――因为多数美国人（包括狄更斯笔下那位浑身挂满武器的卓洛普先生）相信它。当我们读了《美国自由的故事》之类的著作时，我们知道恐怖分子麦克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制造者）加入的组织也是以“自由”为口号。“自由”不是一种简单、绝对的状态，它与权利、义务、法律和安全等重要因素相联系。一旦随意把它用作自己脸上的金粉，它就成了梁山英雄式“替天行道”的幌子，所遮掩的是“论秤分金银”的事实。
也有人把自由与民主并用，仿佛它们是连体婴儿，以色列右翼政治家纳坦・夏兰斯基的《民主论》就是以思想谋利益的极好例子。作者于1977年因间谍罪被苏联政府判刑13年，后提前释放，1989年由里根总统授予“自由勋章”，现在他又反对沙龙政府拆除被占领地区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夏兰斯基所说的“自由”和“民主”也许意味着“囚禁”和“奴役”。难怪根据欧洲媒体2003年的一次民意测验，很多欧洲人认为以色列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威胁。我这本文集里好几篇文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困扰当今世界的很多事件，从根源上说是与巴以冲突分不开的，但是我国读者这方面的历史知识还大有欠缺，不疑处应该有疑。
这本集子里最后一组文章是关于清末改革与激进传统的。我在《“政府与布衣讼”》一文强调了“《苏报》案”审理过程中章太炎和邹容如何依靠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羞辱中国政府。中国近代史上很多事件，外国势力都是插手的。英国支持戊戌变法，维新派的目标就是英国的目标。后来也有人与英国、日本“步调相谐，以期大举谋事”。我想到以色列的国父魏兹曼和本 古里安在犹太复国问题上多歧见，但是他们不会利用外国势力打击对方。奈保尔在讲述19世纪印度的历史时说，印度似乎需要一个仲裁人来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的纠纷与矛盾，这是印度的悲哀，因为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内部问题。
重修清史时将如何处理某些党派与列强的互相利用，这是我很感兴趣的。黄宇和先生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书店，2004年）里比较了孙中山与另一位革命者杨衢云：
杨所缺乏的，是伦敦被难式的扬名全球，是康德黎式的提刀代笔《伦敦蒙难记》；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像宫崎寅藏那样，把《伦敦蒙难记》翻译成日语，先在《九洲日报》连载，然后再收录于《三十三年落华梦》一书中，甚至像章士钊那样，再把宫崎寅藏的原著节译成中文 即《孙逸仙》 。（第195页）
19世纪末，日本已真正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成熟老练，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朝鲜的社会运动和思潮极为关心，他们似乎不必统一思想就自觉行动，朝鲜的东学党里的日本“天佑侠徒”企图使该党的活动附合日本的利益，辛亥期间还有日本浪人协同革命党人作战，一位日本军官在1911年10月15日致上原勇作（1912年任陆军大臣）信上表示，应该“助长反叛分子，而于适当时机居中调停，使满汉分立为南北两国，作为报酬，使有利于解决满洲问题。”（见蔡尚思等著《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93页）一战时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来的要求在辛亥时就蕴酿了。
在以往我国的内部纷争中，失势的一方往往寻求外国庇护。如“辫帅”张勋拥溥仪复辟，不敌段祺瑞“讨逆军”，躲到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遭中国政府通缉，最后作技术性处理，蒙特赦。1910年代，严复早已抛弃了他“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庸见，指出中国某些派别为“旁睨?箧”所利用，因而向国人大力推荐马基雅维里和德国史学家特赖希克。以赛亚・伯林也非常欣赏马基雅维里的爱国精神以及对人性的认识。他指出，假如国与国之间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马基雅维利希望自己的同胞做丛林里的狮子与狐狸。他本人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的手段灵活多变，现在他的国家已兼备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了。
本书有几篇文章（如《地之灵》、《文学史家也是批评家》）涉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主性问题，这其实是与“思想背后的利益”相通的。个别洋洋得意的活动家很少考虑有些词语背后的文化政治背景，勤奋跟风，追踪并照搬“热点话题”，自以为就与“国际”接轨了。“命名”是文化政治的游戏，接受命名，平移话语，意味着自主立场的丧失。且以“流散”（diaspora）为例。该词本指犹太人在巴比伦囚虏之后散布各地，染有感情色彩，当今在美国自称“流散作家”的人暗示生活在现居住的地方系迫不得已，有不幸经历就可以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中“越界”、“迁徙”等概念似乎预示了广阔天地，但贫穷地区不见“流亡者”、“游牧民”和“流散作家”的踪迹。也许他们代表了艾略特所说的“成功的自我流放”。
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话题，绝非认定杨朱之学乃普世真理。思想背后也有兴趣、忠诚和宽厚的待人之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出于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建造我们自己“心智的堡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