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的时间中，除了在报刊杂志上散见的随笔，余华没有新的长篇出现。去年桂林书市上一套12本的“余华系列作品”，也都是旧作的结集。余华不写小说了吗？他的标尺树得太高，以至读者对他的期待也太高。
《兄弟》的出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不是不写，而是没有找到最佳途径。《兄弟》
读书报：《兄弟》有40多万字，而您的本意是写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是不是10年的积累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兄弟》是否可以说超越了您过去的作品？
余华：5年前我动手想写一部长的小说，但是写的不顺利。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美国东奔西跑了七个月。当我回到北京时，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虽然现在看小说中的片断都很精彩，但我没有找到适合这种题材的叙述方式。我低估了随笔对小说的影响，我想先写短的小说，恢复写小说的能力。没想到写作《兄弟》，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状态。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40万字。写小说最好是这样，开始是作者在控制叙述，写到后来叙述控制作者，作者跟着叙述走，这是最好的状态。另一个原因，写的是发生在两个时代的故事，一是文革时代，一是现在的时代，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发生在同一群人身上的故事，自然而然增加了叙述的长度；在叙述的强度上，《兄弟》比以往任何作品都要强，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
现在出版的是《兄弟》的上部，有18万字，下部已经有20多万字了，年初将出版。
读书报：1995年之后，您几乎放弃了小说写作，专门写了很多谈外国作家作品、谈音乐的随笔，怎么就不想写小说了？
余华：很巧合，1995年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汪辉到了《读书》杂志，向我约稿，我的随笔，得到一些赞扬―――人都是这样，一听表扬，就想在这条路上多走一走。《读书》上发了一些的随笔，还写了十来篇音乐随笔。现在我想还是回到小说上来，不是不想写随笔，主要是长篇对身体状况要求很高，应该合理分配时间。
读书报：您的身体状况好吗？
余华：腰有些问题，关键是睡眠的质量。往往睡三五个小时醒来，熬到天亮。如果写随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写小说必须进入状态，睡眠不好，注意力就不能高度集中。往往是醒来天还没亮，就想这一天又完了；如果醒来天亮了，赶紧看表，算睡了几个小时，一看睡了7个小时，就幸福地起床了，开始珍惜这一天。
读书报：睡眠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直接影响到您写作，那您在创作《兄弟》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余华：《兄弟》写得很顺利，一周里会有四天的写作时间。去年11月进入非常疯狂的状态，睡眠奇迹般的好，调整得非常古怪，晚上七八点时，我要去睡“午觉”了，一两个小时后醒来，到九十点开始写，写到两点左右，因为喝了浓茶睡不着，熬到天亮再睡，睡到12点，从下午一两点再写到五点。那个月，睡眠均匀保持下来，一个月完成了11万字。对莫言来说一个月写20万字是小菜，对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读书报：大家对您的期待很高，一直希望看到您的新作品。那么多年没有出版新的小说，您自己着急吗？
余华：刚开始不着急，后来大长篇写不顺利，有些着急。这也是天意。很多事情都是天意，我要不去美国，可能还在埋头苦干，写那部不顺利的长篇。
读书报：这是不是也可以给写作者提供一种经验，就是写作不顺利的时候，可以转移视线或状态，可能发现新的出路。
余华：对，《兄弟》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最早只是想恢复才华，后来发现不但旧有的能力恢复了，还发现了新的才华。这是很美好的事。回过头来再看那部长篇，发现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是作者在控制叙述，这就有问题了。《兄弟》只写了两三万字，我就被叙述控制住了。
读书报：《兄弟》主要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余华：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读书报：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余华作品系列”，您的作品加起来有100多万字，在中国作家中不算多。好象大家总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觉得作家应该不断地有新作品问世，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潜力，我倒是认为，数量不能体现作家的潜力和作品的质量。您认为呢？
余华：作家的潜力是无限的，关键是看怎样发挥才能，怎样在写作时保持永往直前的状态，任何困难不放在眼里。“余华作品系列”是开放的，《兄弟》也在系列中。
读书报：回过头去看看先锋文学，您自己有什么评价？您认为当年的先锋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起到先锋的作用？
余华：1987年至1989年，先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新的写作方式出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文学流派就是这样，起来的时候会有群体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流逝，流派过去，人们不再关心，群体中的作家也被遗忘，但有几个会留下来，不属于任何流派，只属于文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关闭文学的状态，世界文学千变万化，我们是不知道的，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我们才发现中国的文学表现力还不够丰富。寻根文学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代表人物韩少功、贾平凹，让中国作家的目光从外国文学回到中国文学，不再崇洋媚外，关心我们自己文学的表达力。先锋文学在形式上更加丰富一些，语言上很优美，形式上也富于变化，但笔下都是生活在基层的小人物，在对人物的关注上，在对题材的关注上，先锋文学延续了寻根文学的探索，这是我认为80年代两个重要的流派。但是当年流派中的作家，他们早已超越了，并且往前走了很多。文学流派丰富了文学表达形式，使命结束了，流派也消失了。
读书报：《兄弟》之后，是不是该继续您的那部“不顺利”的长篇了？能大致向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内容吗？
余华：内容是写三个家庭，一个世纪的三到四代人的故事，特别长。五年前我就说，开始写作望不到尽头的长篇，但始终没进入到理想的叙述状态。写完《兄弟》再回头修改大长篇，我很有信心。至少在精神上我是红光满面。我重读了一遍，已经感觉到问题出在哪里。
读书报：什么时间完成有计划吗？
余华：遥遥无期。假如写得不顺利，可能还写别的小说。对作家来说，写得不顺利，很容易改过，也很难改过。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了，那不是捡来的字，有些段落写得很精彩，真是很难割舍。
读书报：您是中国作家中输出版权比较多的，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您和国外的读者有交流吗？
余华：翻译版本最多的还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大概有十五、六种外文，有些国家我要求他们必须从汉语直译，有一些小语种，难以找到汉学家，像越南、捷克、希腊语、葡萄牙语，都是从英法德语转译的。但是他们读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障碍，这种交流会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兄弟》的下部就写到2005年，我就是要把今天的故事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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