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
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2005第3期，唐小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