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轮回，亲历抗战的一辈人均已届耄耋之年。作为60年前那场全民族战争的“人证”，一旦他们离开人世，无数鲜活的历史记忆也将随之消失，抗战口述史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在近期推出的各类抗战书籍中，我们看到了可贵的进步，也深深感到任重而道远。
抗战口述史新作迭出
在各种建立在口述史料基础上的抗战书籍中，以《最后一批人》（陕西人民出版社）最引人注目。作者方军在介绍这本书的立意时说，经历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记录下他们的思考、记录下他们对历史的推测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作者搜集了各类群体对抗日战争的回忆资料，其中既有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也有内地和台湾的原国民党军抗日将士；既包括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也有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幸存至今的原劳工；更有在爱国侨领陈嘉庚支持下回国参战的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驼峰航线的老飞行员，以及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慰安妇”。在本书的序言中，方军还进一步呼吁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写《最后一批人》的续篇，让战争亲历者们和众多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起拿起笔来记录这段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郭沂纹认为，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历史学之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偏差，又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更增加了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可读性。大量的历史信息不仅以文本为载体，更多的存留于当事人的记忆之中，就抗日战争这样的全民参与的历史事件而言更是如此。
除了像《最后一批人》这样全景式地展现全民族抗战的口述史之外，另有部分书籍围绕某个历史事件展开，其中也不乏珍贵之作。《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的主编何天义十余年来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1000多人（件），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并从中选录了611名劳工口述史料，全面反映了战俘劳工在日本各行业所受的奴役与虐待及其奋起反抗的经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也专门列出《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卷，据丛书主编、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介绍，这套书的目标就是拿出最有价值的史料论证南京大屠杀，以铁的证据反击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甚至否定。而对口述史料的采写和整理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上海辞书出版社也在近期推出了日本松冈环女士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一书，汇集了南京大屠杀120位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部分珍贵的证言，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有关“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与研究”空白。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在同一面战旗下》则由60多位中国的二战老兵的回忆录组成，老兵们在其中讲述了中国军队通过“驼峰航线”从重庆空运到印度北部等鲜为人知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即将出版的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写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为记述日军的暴行及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其次描述日军统治时社会生活并讲述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国共抗日。作者们走访了近600个村庄，采访了1500余位亲历抗战的老人，书中的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披露。
在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也大量应用了口述史料，如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在《南京沦陷八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中记录了南京战俘营的幸存者王政庭、郑龟秋等人忆述的中国战俘暴动经过，揭露了日军对战俘的残酷压迫。《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者也曾前往各地采访相关人士并加以记录整理。
抢救历史记忆任重道远
国内对于抗战时期口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早有先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即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做了较为详细的访谈。《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人道的颠覆――日本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书中也用不少篇幅记录了亲历者的证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指出，关于抗战口述史的研究既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也有众所周知的紧迫性。不论是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是全民族的立体抗战，但是在对两个战场的史学研究中，往往流于平面的宏大叙事，而对丰富的历史细节关注不足，使后人对抗战难有深入的体验。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涉及到全国的各个阶层，除了那些有文本存留的史料，还有大量的未有文字流传的内容值得挖掘。徐勇教授认为，抗日战争研究的材料不充分是有历史原因的。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随即陷入内战，大量的史料还未来得及保存即在战火中湮没。日本方面的机密档案在战后也被大量销毁，尤其是涉及到日军细菌战等反人类罪行的部分，更属“重灾区”。存留的部分档案战时已属最高机密，战后更是讳莫如深。在中国战场上，在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到任之前，也有相当数量的材料被蓄意销毁，这也使得日本右翼可用“证据已佚”为己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无受害者的详细证言，这类战争罪行将难有对证。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他们的证言往往成为证明历史的关键。例如与731部队同样臭名昭著的1855部队即是被伊藤影明等日本老兵揭发出来并为日本历史学家根据后出档案所证实的。
相比之下，日本方面对于发掘口述历史的进展要远在中国之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提到，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闻黎明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口述史学受限于多个方面。西方现行的口述史工程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有独立的机构，聚集了众多的专门人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这些条件国内均不具备。眼下（也可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口述史学耕作，主要还是“小集体企业”甚至“个体”经营。除非动用国家力量，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没有力量构筑西方式的口述史大厦。闻黎明认为，史学家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自己将口述史摆在足够重视的位置上，并且在运用文字史料的同时，主动采撷口头史料以资补充。这也许是目前口述史建设最起码的工作。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仍有不小的难度。徐勇教授指出，在抢救性发掘的过程中要注意相应的技术问题――被采访的对象都已步入老年，在时间、地点等方面的准确性上可能有所欠缺，需要利用文献资料加以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各类学术机构外，媒体也参与到发掘抗日记忆的工作中来，并与出版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新京报》推出《抗战北平纪事》纪念专版，采访了多位抗战时期在北京生活的市民，记录了他们在国土沦陷后的艰辛生活。《华商报》、《辽沈晚报》、《重庆时报》等媒体则以各自地区为中心，搜集整理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忆。《北京青年报》的《我的见证》专栏，也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辑录整理后在近期出书。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更进一步指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开展抗日战争口述史的研究。首先，对国内民众层面的抗战记忆进行抢救性发掘，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文史及方志编写机构的资源，先以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立项，做详细的口述史料调查，再将其扩展到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其次，对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回忆录进行编目，并选择其中较为重要和较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翻译并出版。总之，这是一项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系统工程，一旦这批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故去，关于这段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那将是难以弥补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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