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作秀”，千载奇谈。这奇谈出于毛志成先生的《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毛氏云：“文人若是过分作秀，尤其是想用‘秀’来谋取或换取社会效益以及个人功利，往往悲剧者多”，“李白若是只想玩诗，别无他趣，也不失为风流雅士，但他的官瘾却偏偏很大，落到最终饿死于安徽当涂县的命
李白只想玩诗，官瘾又大，作秀至此，饿死活该。你算得什么诗人？
这样的奇异之谈，诸君听了，不觉得吃惊吗？岂止吃惊，简直要引发中国诗史的地震了！
李白作为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耸峙于世界的一座高峰，由于有了他，中国文学得以异彩纷呈，由于有了他，中国诗史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诗仙”的明星。不难想象，如果把李白的名字抹去，或者把李白的“专业诗人”的资格取消，中国的文学史必将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大有问题的！这，关乎学术道义，文心是非，人人可得而辩之。
说李白有“官瘾”，非“知人论世”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背离历史时代与背景，纯用自己的感想去评判古人，是不符合学理的规则的。且毛氏所谓“官瘾”，含义模糊。《作秀史》将它作为贬义，当然指的是攀荣附贵，不择手段，卖身求荣之类。但这些却与李白为风马牛。说李白想做官是不错的，但那是时代的风气，也是士大夫的抱负。唐代文人，几乎没有不想做官的；朝廷的大小官员，也几乎都是文人出身。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引自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这正是古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观与人生观。李白、杜甫、白居易，无一不是怀着这样的人生抱负，希望通过“科举”或名人的“荐举”走进仕途的。不过有的遂意，有的落魄罢了。李白属于落魄的一类。他的落魄，完全是由于他的率真的天性与不阿权贵的狷介造成的。《新唐书》说唐玄宗爱其才，本来要封他做官的，但由于高力士、杨贵妃等人的妒忌与阻挠，李白觉得失望，“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新唐书・李白传》）李白何尝有什么“官瘾”？凭他的才气，他在皇帝身边，只要稍做苟且，不难高官厚禄。然而他却自求回家，掉头不顾而去。倒是后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逃往四川，正在国家危难之际，永王李?在南方起事，他又参与其中，想一展胸臆，为国效力，只是事与愿违，落了个系狱问罪的下场，几乎丢了性命。他的潦倒悲惨的结局，正是反映了他的奇崛磊落而又天真无邪的文人品格。他的诗品与他的人品是一致的，自然率真，不拘形迹。他的才华既不为世所用，只好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用自己的诗来抒发对自然与人生的感悟，留下了许多千载独步的瑰丽篇章。唐代文人范传正对他的评说，颇能道出其内心深处的私衷：“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李太白全集・附录一》）这“耗壮心、遣余年”的悲壮而无奈的况味，难道是一个“玩”字了得吗？如果把李白的诗看成是“玩诗”，看成是“作秀”，那李白还能是李白吗？
饮酒非为酣乐，乃为抒发忧愤；吟诗非为作秀，乃为自我慰藉。忧愤加慰藉，便是太白谪仙其外、忧济其内的诗髓内涵。此中深意，不加深究，而竟以“玩诗”诬之，实在令人难以服膺！
否定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否定作家的忧患意识。看似时髦，实则是大悖文心的。古人所谓“文以载道”，所谓“忧济在元元”，正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如果离开了文学对政治与人生的关怀，离开了作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忧济意识而论文学，那么，一部皇皇中国文学史，也就要重新改写了。而这样以“千年文人作秀论”为理论基础的文学史，必将是一部丧失了民族灵魂的文学史，甚至是一部是非颠倒的文学史，其逆于道义，悖于学理，于“李白作秀”论即可灼然见之，不需词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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