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对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将乡村作为小说的主体。刘醒龙的《凤凰琴》、《痛失》如此，新作《圣天门口》也同样再次体现了他的“乡村情结”。
刘醒龙对此的解释是：我不是那种在还没找到灵魂的痛点在哪里，以为任何的主观编造都是天才想像力，都能通过小说成为
读书报：您一向以现实题材见长，这次选择开掘历史题材是出于什么原因？三部作品共100多万字，驾驭如此厚重的题材，您的创作中有不同的感受吗？
刘醒龙：完成这次书写之后，我才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些属于历史题材。最初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强烈地抵制这种界定，怎么也不相信，那些就在眼前的事物，怎么就变成历史了？在情感上，我也下意识地觉得岂能连带着使自己早早进入历史范畴！小说家的书写过，只要贯注的是当代意识，就不会与一切都是当下的书写有何不同。厚重或精巧，就像年轻时当车工所使用过的车床，一台是普通的，另一台是加长到三米的。我更喜欢操纵后者，加工那些巨大的、异型的金属零件。只要磨好车刀，想好切削方法，随后的过程会轻松舒展许多。反过来，在普通车床上，一个班要加工几十根细小的不锈钢螺杆，从头到尾紧张得连和漂亮的女工友说句闲话的时间都没有。小说的书写，一如此中道理。
读书报：《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四期刊出的专家推荐排行榜上，《圣天门口》已列在第二位，这还是一些专家尚未读到《圣天门口》前投票的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上连载的第二周，网上阅读率就上升到第一位。在一些人忙于追求文字数量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作家反而慢下来了，《圣天门口》的完成用了6年时间，在今天快节奏的写作时代，您怎么看待作品的质量？
刘醒龙：一次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书写，必然是某些经验元素积累到临界点后的一次酣畅淋漓的重组，幻变而获得的新生。这样的经验，只靠肉体积淀是不行的，得有通过灵魂的升华。即便是鲁迅那样的大师，也不能成为后来者的个人经验。他的小说经验只是相对文学史而言，对于后来的个人写作，最能发挥功效，反而是使其成为写作的诸于近亲回避机制。当下业界与媒体甚至更愿意在一个6岁的孩子的文字面前蜂拥而上，更愿意炒作一部只用6天时间就写成的所谓著作。用6年写一部小说很可能是蠢才，6天的写作绝对是天才。文学界没有经历过“虚假的繁荣”，还没有产生这方面的免疫机能，这些也得靠经验积累。所以我只好自我证明，是过去四十几年的个人经验成就了这部小说。这便是长篇小说的难度。
读书报：我非常认同评论家王光东的评价，他说您的小说中存在一种“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同情的伟大精神，它让人在残酷中看到了诗性、在疯狂的人性裸露中感受到了人之‘为’人的温暖。”。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您完成了一部史诗的刻画，这部作品对于您，对于文坛，对于社会的意义何在？您能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吗？
刘醒龙：上个世纪70年代，于神农架发现的汉民族创史诗《黑暗传》，弥补了中华文明史上，总以为汉民族没有创史诗的缺憾。在小说中，我借用了祖宗们才华，并对其作了适度的增删，使之成为小说中遥远文明的背影。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作家的责任。因为有《红楼梦》，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里，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是既得得益者阉割过的历史，才有了迷人的才情。我一直在寻找给我血脉根本的大汉民族，在经历了能在《黑暗传》中见到的惨烈杀戮，以及被称为人类历史是最残暴血腥和丑陋的20世纪后，还能生生不息的根由所在。
与小说打交道的时间是从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的。若算上更早的时候听爷爷挖古，这辈子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小说。像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的人，是那个时代民间的一种真实，其人文传承更依赖于口口相传。由于条件所致，接触到小说，多数是与“革命”相关。其后果是，总能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民间的人文传承，与当时主流意志的冲突。譬如，民间总在说长毛贼，长毛匪，是他们在当地留下几处同样名为“杀人垸”的地名；主流者却美妙地称其为“太平天国革命军”。一句称谓即知民心向背。现当代中国小说，总在有意无意地选择为某某服务，其间偶有经典出现，实属不幸之中万幸。无论何种功利，都是小说的天敌。我的书写，第一目的还是为了小说的妙不可言。试想一下，除了小说，还有哪种形式的书写能够如此地在汉民族心灵史中汪洋纵情！第二种因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存在，那只是小说的副作用和副产品，不得刻意为之，否则，就会回到从前的老路，辜负了真正人文传统总是栖身民间的意义。所以我要强调一下以前说过的一种意思，所谓史诗，只能是指点通向民族心灵史的探幽之路。
读书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除了描写中国南方大别山区中那座名叫天门口的小镇的镇史，还贯穿有一条大汉民族创史诗的副线。这条副线作为小说中遥远文明的背影出现，提升了“史”的内涵和意义，主线与副线的架构，是在动笔之初就形成的吗？
刘醒龙：如果下笔之前就有这样的架构，就不会有反反复复的开头，和近20万字的废弃。除了有其它一些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第一次开头和第二次开头，与其时还于心中潜藏的小说，在旋律没有达到一致。最早时，曾考虑的用一部鄂东乡村的古老戏曲来做这样一条副线，之所以放弃，也不全是受到“猫腔”的打击，问题出在她的分量上，一根烂草绳休想拉动一只石磙，这才是症结所在。直到儿子考上北京一所大学，我不用每天在武昌和汉口之间来回跑，准备将江北住所里的书籍搬一些到常住的江南这边时，突然发现那本尘封多年的《黑暗传》。那一刻，真的如同有一股灵光，将我的心灵和书写贯穿到了一起。
读书报：曾经见过你给读者签名，一口气下来几乎全是同一句话：文学是永不背叛的朋友。1997年夏天，在大连开会，回武汉的飞机失事，你却幸运地逃过一劫，此后，你最喜欢签名的一句话变成了：文学是一个人的福音。
刘醒龙：写小说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这且不说小说本身的妙不可言。它给了我太多的意想不到，对世事的发现，对人的发现，对自己的发现。就这部小说的书写过程，无论我有多少想法，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如何天花乱坠，说起来还有些哗众取宠，自吹自擂嫌疑，其实最真实的目的是这六年间，女儿这个小生命太可爱，她的成长需要有成人一旁监护。人到中年，得一个宝贝女儿，自己哪里愿意远走一步呀。一部好小说总是独特得非要天马行空才行。而一部小说再好，也会命中注定是一个必须在尘俗中打滚的东西。我的书写到了何等程度，我的思想境界穿透了哪一重天，在一分钟一分钟度过的日子里，谁也看不见，我自己也同样摸它不着。用一百万个汉字来打熬六年，最能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只有一个，做这样一件可以耗掉更多时间的事，使得自己可以终日面对那可爱的小生命，也让一步也舍不得走远的世俗念头，披上障人眼目的外衣。男人非要到四十岁以后才懂得，如何做父亲，如何善待女性。才能体会到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至于小说，我相信自己永远也不明白它是什么，那样的小说才会使人始终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兴趣。用我家里的话来说，小说是放养的，小说家是圈养的。
读书报：书名为什么要叫《圣天门口》，在一个小地名前名在一个圣字，感觉上很古怪，当然也格外地与众不同，特别是与当下流行的那类用感官挑逗的词语组成的书名比较，应该是有某种指向吧！
刘醒龙：在我决定写这部小说时，最初的名字叫《雪杭》，所取的是书中两个主要家族的姓氏。随着小说书写的进行，女儿也出生了，紧接着就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我们送她到东湖边上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芭蕾舞教师曾经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名叫奥丽加，因受伤转而从事教学的。每堂课结束，与孩子们别过的奥丽加老师，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还要朝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谢幕礼。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老师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总是百倍地让我震撼不已。后来的一天，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学校准备让他去俄罗斯留学。放下电话时，电视正在说着圣彼得堡庆祝建城三百年的事。那一瞬间里，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以圣天门口之名。
一个圣字，解开了我心中八百年郁积的情结。“圣”是宗教的，更是一种精神的清洁。在小说里，“圣”所表达的还有人在命运面前的锲而不舍，生命意义相对生存过程的博大恢弘。20世纪60年代，“在灵魂上闹革命”这句话，曾经格外流行。多少年后再来看，才发现最为彻底的灵魂革命，原来是认识到自身犯下太多罪孽后的皈依。灵魂革命最伟大的原动力，原来是那些貌似普通的仁慈与博爱。认识到这种就在每个人身边的真理，并特立独行地总结这些命运之经验，用来说明，在一个叫天门口的小地方，如何生长着一棵名叫神圣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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