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等一批很好的作品，但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
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能超越。但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不断的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他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仅仅是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乳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圣天门口》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能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的衰落又使得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的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深怀凭吊和怀念。
在我看来，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的衰落，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肤浅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的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账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人的目标诉求的关系。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长篇小说没有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初步格局的形成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
如上所述，新世纪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口已经分流于影视、读图、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在这一处境下，文学经典还为多少人关心，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内外部原因和条件。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关心“文学经典”的人更加焦虑。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表示焦虑的一种形式。今天讨论“经典”问题，问题背后所凸显的可能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焦虑。最近，我也注意到了有的媒体正在讨论的“伟大的小说意识”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的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七年小说，七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哈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曾经获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能这样评价中国的小说传统，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震惊。于是，他用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照猫画虎地为中国“伟大的小说意识”给出了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且不说这个定义中的陈词滥调，即便它能够实现，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感的存在。
以上的分析，我旨在说明，当“伟大的小说”或“经典文学”已经成为过去。历史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人类肯定还会写出伟大的小说，但这个“伟大的小说”只能存在于文学史，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文学”学科和靠研究文学吃饭的人群，我们必须讲授文学“经典”，比如那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但必须说明的是，像18世纪的法国文学，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美国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那样深入人心，已经永远不可能了。因此，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