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刘登翰二先生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是一本令人期待已久的书。十多年前该书初版本问世时，作者在后记里谈到“搞‘当代’史的遗憾”：“生活是瞪着明天走去，而写史却是朝着后面张望。虽然必须是站在‘今天’的张望，但‘今天’却是一块漂浮的土地，永远都在移动。”这的确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面临的某
翻开这部著作，我最想了解的自然是它究竟做了哪些“修订”，这些“修订”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意图。对照两个版本，我发现变化实在不小：除1980年代后期至今的诗歌状况完全是新写的以外（初版本只写到了80年代中后期），已有的部分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删，某些曾经显得重要的诗人被压缩甚至整个地删掉了，另一些原先点到即止的诗人则得到了较详细的论述，还有的段落近乎重写。显然，在绝非不经意的增删、重写之间，一番值得寻索的“意味”呈现了。种种变化，使得修订版几乎成了一部全新的著作。
虽然两个版本的“引言”都提到，该书旨在“勾勒新诗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轨迹”，但值得留意的是，修订版为实现这一宗旨，在论述侧重点和结构方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与初版本较多“艺术个性”、“题材的转移”、“风格的分化”、“诗与现实”等等提法和偏重于对诗人进行美学分析不同，修订版更为关注“‘经典’的选定和确立”、“诗人的类型”、“诗歌形态”及“发表方式”和“阅读方式”等命题。概而言之，修订版的论述的重心，已由原来的“将具体诗人及诗歌流派的创作分析，放在诗潮发展的背景上，探讨其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转变为对当代新诗的“生产”过程和“生成”环节的重视。比如，修订版在讨论50－70年代诗歌和80年代诗歌的总体状况时，都辟专节介绍诗歌“发表方式”和刊物、出版的情形；在探讨朦胧诗和朦胧诗运动时，没有过多地正面剖析朦胧诗的美学特征，而是力图透过刊物、论争、“秩序”的建构、后来者的阐释等层面，追溯朦胧诗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原因和条件。
正是由于论述重心的转移，修订版的结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初版本主要是以单个诗人为线索组织全书（确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那么修订版则围绕诗人得以聚合、迁变的制度性因素和群体特性，勾画不同年代诗潮流派、诗歌风习更替的氛围和场景。这一点在关于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诗歌的描述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作者抓住这两个时期诗歌社团蜂起、派别林立的显著特征，以之作为论述的框架和线索。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无疑能够有效地展现这两个时期诗歌进程的驳杂与多元。可以看到，注重诗潮变动、诗歌秩序构造的制度性因素，不但没有湮没对单个诗人的具体分析，而且使不同时期的诗学问题得到了凸显。譬如50－70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工农兵诗人”在身份或艺术范式上的“暧昧不明”，50年代诗歌重视“叙事”的历史渊源及其含义不断变异所催生的新的诗歌观念、体式，等等，都在探寻诗歌制度性因素的框架中获得了充分讨论。
在写法上，与初版本相比，修订版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注释“激增”：注释不仅用于诗人生平、著述的介绍，而且涵括了大量深层的背景资料、诗人的自我陈述、他人的不同观点等；修订版注释的丰富性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与正文构成了相互交错、补充、对话与商谈的多重关系。这种广泛征引材料并在注释中予以处置的做法，也带来了行文语调的微妙变化，赋予作者在进行历史定位、诗学判断时特有的审慎与“客观”。
《中国当代新诗史》在初版之际，就有论者认为它首次对中国当代新诗发展进行了很好的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概括，从而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反思当代新诗历史的基本框架。由于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新诗一直被视为一种“不成型”的文体，其生存合法性时时受到质疑。当代新诗在如此情境和聚讼纷纭的“当代能否写史”的阴影下，更是遭受着双重质疑。当代新诗史何以可能？不妨说，《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对此作出了有力的回答。
《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 刘登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