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盛会存留一份记忆

2005-08-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刘钝在闭幕式上致辞

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7月30日降下帷幕，组织者最近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普遍对这次大会感到满意，有人甚至称之为该系列大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关于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沿革、本次大会的主旨和中国承办的意义，以及会议的若干热点，近期已见诸日下多家报章，这里只想采撷若干会间花絮，献芹于关心此道的读者们。

杨振宁打响第一炮

杨先生的报告《爱因斯坦：机会与眼光》紧接在开幕式之后，为大会打响了第一炮。按照常理，杨先生谈爱因斯坦应如乘快马衣轻裘，但我知道他准备此项活动非常认真。在演讲中他指出，当物理学面临重重危机时，爱因斯坦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这也许是自牛顿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里杨先生引用了拉格朗日赞美牛顿的话??“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需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与拉格朗日略带醋意的赞美形成反差，爱因斯坦的评论则充盈着人性的温馨和睿智：“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孤独。”的确，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牛顿所创建的宇宙体系，可是这个机会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开放。自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以来，运动状态下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孜孜求索的课题，只有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先验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从而开启了通向新物理学的大门。杨先生特别强调，爱因斯坦没有错失机会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他还借用朱光潜关于“心理距离”对艺术和文学创造之意义的论点，说明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同这种远距离的透视是一致；而这种洞若观火的直觉，同派斯（Pais，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科学传记的作者）所选择的一个描写爱因斯坦性格的词有关，那就是孤持（apartness）。杨先生认为，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他又以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和广义相对论，以及晚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经历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应该说，杨先生的报告是一篇关于科学创造心理学的富有创见的论文，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关注（全文将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2卷第4期）。

大会报告：名家荟萃含金量高

除了杨振宁先生的报告之外，其他几个大会报告也都具有相当高的含金量。哈佛大学的P.Galison是最近十年来在西方走红的一位科学史家，得到科学界和科学史界颇为挑剔的大佬如F.Dyson、G.Holton等人的赞扬，这次请到他前来自然为大会增加了学术成色。Galison本来提交的演讲是关于爱因斯坦与庞加莱之关系的，由于“世界物理年”的原因类似题目已在其他场合讲过，为了表示对北京大会的重视，他临时换了一个讲题《相对论的杀手》。题中“杀手”（assassin）一词，我们翻译时颇费踌躇，曾考虑过的还有“刺客”、“终结者”等，及至演讲人送来详细摘要并通过电函相询，最后方确定下来。原来演讲人要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爱因斯坦的早年经历，以及他对自然奥秘的兴趣是如何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纠缠在一起的。“杀手”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一位名叫FriedrichAdler的同学，也是奥地利社会党领袖的儿子，同爱因斯坦一样热衷于马赫的思想，对物理学、哲学和政治均感兴趣，后在一战期间刺杀奥匈帝国首相而被囚入死牢，爱因斯坦为营救这位老朋友不遗余力。Galison的演讲指出，Adler和爱因斯坦关于时钟协同方法和运动对称性的讨论，使相对论面临一场思想搏杀，而这个案例又揭示了心理学、政治、物理和哲学等因素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是如何混杂在一起的。

英国C.Cullen的演讲聚焦于“李约瑟问题”，讲题则借用地质学的术语，名为《移动科学史的构造板块》，以此说明李约瑟的工作给当代科学编史学带来的巨大震撼。美国E.Keller是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著名科学史家，她的一本关于麦克林托克的传记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这次她提供的大会报告是《全球化、科学词汇与生物学的未来》，旨在通过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比较，阐述21世纪的生物科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途径。

专题研讨：因精彩而难于取舍

出席大会的既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史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由于每日都有数十个专题和科学小组同时进行，讨论的题目令人眼花缭乱，与会者手持节目单在不同的会场间游走，往往需在数个自己感兴趣的演讲中进行左右为难的选择。大会的骨架是60多个专题研讨会；个人提交的论文则按其内容由组织者分派到不同的讨论小组中。

据我个人难免片面的观察和听到的点滴反映，其中特别吸引听众的专题有丹麦H.Kraph和瑞士E.Neuenschwander组织的《现代宇宙学的历史与哲学》，印度R.Ansari和英国R.Mercier组织的《古代、中世纪和东方的天文学》，美国J.Dauben、俄国A.Volkov和中国郭书春组织的《算经十书》，美国N.Sivin和中国孙小淳组织的《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的文化多元性》，法国C.Jami和中国韩琦组织的《路易十四与康熙时代的科学》，德国M.Flitsch和中国冯立升等人组织的《中国和西方转型中的日用技术：制造物的一种文化阐释》，德国F.Dittmann和美国R.Hauben组织的《互联网和网民（netizen）：它们对科学与社会的影响》，法国A.Herlea和德国W.Weber组织的《全球文化与技术的转移》，印度B.V.Subbarayappa和法国J.Staune组织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加拿大G.Blue和英国C.Chilvers组织的《参与政治的科学家》，新西兰Jing Bao Nie和韩国宋相庸组织的《日本战时在中国从事的人体实验》，美国J.Fleming和德国C.Luedecke等人组织的《天气与气候重建及表述中的多样性》等等。

至于各种内容的报告，覆盖面甚为广泛，不但涉及传统的学科史、国别史、名人、名著，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哲学、文学、教育之关系，而且有些十分新颖的题材被加以研究和讨论，从以下一些题目就可窥见一二，如《性别、政治与放射性：1919－1938年的维也纳》，《为王者的科学：巴黎和北京》，《上馆子吃饭：全球化时代的餐馆景观》，《技术视角下关于火炕的人类学考察》，《阿尔卑斯的牛奶：前现代时期的土地资源策略》、《网络文化对科学与知识作品的影响》，《20世纪技术转移中的文化因素》，《一个文化碰撞视角的自然史图解：英国博物学家与中国画家的合作》，《干细胞研究中的科学、宗教与政治》，《对医学犯罪的姑息：日本》，《纳粹德国时期的医学犯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疗法》，《走向全球的中医》，《东京和纽伦堡审判涉及医学犯罪案件的历史比较》，《731部队与现代文明：超出战争罪行之外的讨论》，《苏联卫星国中的李森科主义》，《赫森与苏联的科学社会学》，《赫森的历史意义：1931，外在论和政治参与》，《私人科学图书馆：启蒙社会的表现》，《最初的回忆：从讣告和其他同代传记看19世纪美国的科学生活》，《纸的发明与循环利用：古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化工技术》等等。

由于今年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100周年，爱因斯坦研究成为本届大会不折不扣的热点。会议论文中，涉及爱因斯坦的有数十篇，包括《中国接受相对论过程中的美国影响》、《中国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接受》、《爱因斯坦的京都演讲和日本对相对论的接受》、《相对论在苏俄》、《爱因斯坦形象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环境中的转变》、《相对论在墨西哥的传播》、《少年爱因斯坦》、《分裂的爱因斯坦：东西德的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爱因斯坦的旅行与文化多样性》、《终生受益于爱因斯坦：周培源的故事》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旅美学者曹天宇的论文《到2005年爱因斯坦还是物理学界的英雄吗》，提出了与当前物理学界主流观点（如杨振宁）完全不同的见解，认为爱因斯坦建立在强还原论信念上的统一场理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称性破缺问题，也无法调和物质世界高层结构与生命自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更无法应对物质与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问题，因此不会成为未来50年物理科学发展的主流。

文化活动添姿彩

大会安排的许多文化活动都有与会者的参与，这一点特别得到国外来宾的赞许。例如，印度女科学史家S.Srinivasan主动提出愿为大家表演印度古典舞蹈以回报大会对她的资助，她的独舞赢得一片喝彩，连在后台准备登场的北方昆曲团的专业人士都交口称赞。国际技术史委员会的一些爵士乐爱好者，自带乐器来到北京，在理工大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爵士乐晚会，乐于此道者玩得尽兴而归。

大会安排的几种有关科学和历史题材的最新影片，完全由科学史家参与制作，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其中《梦想与遗产》，这部关于爱因斯坦的影片是为了纪念“奇迹年”100周年与配合“世界物理年”的活动，由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制作的；《一切皆相对，庞加莱教授》，则是关于相对论的另一位先驱思想家、法国科学家亨利・庞加莱的影片，系由南锡第二大学庞加莱档案中心的专家和该校的专业影视人员合作制作的；还有由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担任学术顾问、英国图腾影视公司制作的反映中国科技文明的系列文献片《龙腾》，也借大会之机得以首次在中国大陆播映。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影片的演播均获得了版权方的许可。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科学史图书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Taylor & Francis Group,以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都推出了展台，德国斯普林格、新加坡世界图书、荷兰Elsevier等著名出版商则送来了科学史图书资料，放在大会文件袋中分发给与会者。

会议期间在北京大学安排了两场精彩的公开演讲，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也邀请若干知名学者前往访问和演讲，使科学史大会的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

中国科学史家走向国际前台

本次大会是中国科学史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各国代表对科学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科学史家的活力，以及我们得到国家部门和社会支持的力度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和中国科协邓楠副主席亲临开幕式，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以及多位中科院院士也莅临会场，或致辞，或提交报告。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北京宣言”，就是由路院长建议，经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团讨论制定的，最后以七种文字印刷散发给与会代表，在表决通过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代表，除了欧、美、俄、日这些向有研究基础的国家之外，有一些国家的代表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大会，如爱沙尼亚、立陶宛、克罗地亚、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冈比亚、巴勒斯坦等。为了支持遭遇经济困难的国家代表和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史工作者与会，大会从有限的经费中拨款资助了200名左右学者，对他们提供了形式不同的赞助。

英国驻华公使、德国和印度驻华科技参赞出席了开幕式，英国公使J.Dennis代表在京驻华使节致辞祝贺。德国和瑞士特命全权大使V.Stanzel和D.Martiulli出席了爱因斯坦展揭幕式并讲话。法国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出席了关于庞加莱电影的放映式，又在法国文化处安排了为法文版《九章算术》出版举行的研讨会。

这里还想特别介绍一下美国的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科学史学会（HSS）同国际科学史学会（DHS）的关系一直不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史组织也有龃龉。这一次HSS的《通讯》在会前对组织者进行采访，我在访谈中将美国的科学史研究比喻成NBA，尽管NBA拥有伟大的球员和雄厚的财力，但是在美国以外的人看来，它只是一项美国人的游戏，奥林匹克才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NBA当年决定派出自己的“梦之队”出席奥运会是一项明智的选择；作为北京大会的组织者，我们也等待着科学史“梦之队”的到来。访谈中既赞扬了他们的研究实力，也委婉地批评了美国人的傲慢自大，结果美国来的人最多，大会报告、校园演讲、专题研讨会中都有许多美国知名科学史家的身影，曾担任过HSS主席的R.Number最后还当选为DHS的新一届主席。

各国代表对大会的组织工作表示满意，对中国科学史家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能力深信不疑。在DHS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中，当许多位置经过多轮投票才产生简单多数时，本人却以全票当选为第一副主席。这也是各国代表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承认吧。

冀望青年感谢社会

本次大会能够获得圆满成功，离不开学术共同体内诸多兄弟单位的全力配合。会议的志愿者来自科学史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各种器材设备也多来自各相关单位。每日清晨，青年志愿者们准时来到大会秘书处，根据当日的议程和演讲人的需求携带设备提前进入会场，这一点给与会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下届大会的承办者匈牙利科学博物馆的E.Vamos博士对此羡慕不已，但她对四年后在布达佩斯能否做到这一点没有把握。

北京大会为中国的科技史家特别是该领域的青年学子创造了一个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研究生在会场上结识了新朋友，或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对话者与合作者。北京大会还破天荒地颁发了青年科学史奖，奖给过去四年内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的优秀学位论文作者。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东京大学的三位青年学者分别代表“西方”、“伊斯兰”和“东亚”获奖，中科院科学史所的张藜获提名奖。

最后我想强调，尽管有关部门对大会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但是为了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也是为了国家的荣誉，组织者还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更多的经费，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的赞助，以使大会办得更好一些。除了“科”字号的几个国家部门外，对大会提供慷慨资助的主要机构和企业还有：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洛娃日化有限公司、香港北山堂基金会、新加坡李氏基金会等。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收到的一笔民间捐款是王大珩院士送来的，他的父亲王应纬先生曾是一位业余的天文学史研究者，捐款就来自王老先生遗书出版后的稿费。由此我也想到一个近年来一直在琢磨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学术要想真正走上国际前台，民间资源的利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只靠个人的良知，而需要相关制度和法律上的配合，这是题外的话，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早一点制定政策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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