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国际科学史大会撷英

编者按：如果简单概括北京国际科学史大会，笔者想用“交流”一词。大会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已含交流之意。会议的相当一部分论题是关于“传播”与“交流”的，如本版和第15版10个题目涉及到的“路易十四和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丝路上的

人物剪影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开幕式结束后作首个大会报告，题目为“爱因斯坦：机会与眼光”。杨振宁说，如果说狭义相对论是以庞加莱、洛仑兹的研究为基础的，那么广义相对论完全是爱因斯坦凭一己之力“创造（create）”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直觉、美感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的报告激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图为报告结束后，杨振宁与现场学者进行交流。（摄影/王洪波）

“跨文化视野中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创立一百周年纪念”专题研讨会于7月25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来自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会上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爱因斯坦理论研究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Peter Galison在会上致辞并担任论坛第一时段的主席。相关报道见本版《“外力”作用下的“爱因斯坦传播”》文。（摄影/吴燕）

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院士在7月29日的告别晚宴上致辞。柯俊是我国金属学、金属物理及技术史等领域专家。他长期从事金属材料基础理论和发展的研究，并开拓出冶金材料发展史的新领域，推动了冶金学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报近期将发表对其的专访。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Evelyn FoxKeller于30日上午做大会报告，题目为“全球化、科学词汇与生物学的未来”。Keller于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麻省理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当前主要做发生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大会报告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代表了一种荣誉，据说，组织者邀请Keller做大会报告在国际科学史界还受到一些非议。

著名科学史家、新当选的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纳德・南博斯（Ronald Numbers）教授在闭幕式上做就职演说。南博斯曾任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主编（1989－1993），美国教会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相关报道见第15版《南博斯：关注普罗大众的科学史》文。

300年前的科学交流：在巴黎与北京之间■董煜宇

1688年的一天，一群来自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被称为“御用数学家”的传教士，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叩拜康熙皇帝。日后他们所从事的法国皇家学会派给的多项在华科学研究，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317年后的7月28日，在当年康熙皇帝向法国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众多中外学者坐在一起，希望细致描绘出那一座有趣而特殊的科学交流之桥的复原图。这就是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之一――“路易十四和康熙时代的科学――国家政策和交流的比较研究”专题研讨会。来自中、法、英、美、俄、德、日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多年来从事中国与欧洲科学文化交流的法国学者詹嘉玲（Catherine Jami）在简要介绍了组织本专研讨会的意义之后，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法国的科学（1685－1723）：讨论传播的框架》的演讲。她着重从历史的背景中阐释了康熙皇帝支持西学的深层动因，比较了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同时期的科学政策的异同，并为进一步从科学系统的各个层面如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医药学、地理学等方面进行中法科学文化比较研究勾勒了方向。

美国学者Florence Hsia则以《给帝王的科学：从巴黎到北京，从北京到巴黎》为题，阐释了路易十四和康熙时代，法国的耶酥会士在科学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在中国积极参与朝廷的天文观测等科学活动，还把相关的科学资料送回法国科学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和汪前进研究员分别以《法国模式在中国：法国皇家科学院和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和《法国传教士张诚在中国的地理测量及影响》为题做了报告。韩琦以蒙养斋算学馆建立发展为个案，探讨了算学馆成立的原因、法国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开展的一系列与算学有关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了法国皇家科学院和蒙养斋算学馆科研活动的若干相似之处，分析了法国科学模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汪前进研究员的报告，详细探讨了康熙时代法国著名传教士张诚（Gerbillon）在中国的地理测量活动中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

此外，法国学者Suzanne Debarbat以《路易十四，巴黎天文台和中国的耶酥会士》为题，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探讨了巴黎天文台和中国耶酥会士的密切关系。中国学者董少新以《康熙时期西方医学》为题，阐释了康熙时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的社会影响以及中西医学的碰撞。

时值中法文化年期间，这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参会学者认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文化交流和科学传播的历史情境，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增进不同民族的友谊以及维护文化多样性，都不无借鉴意义。

“多面晶体”的爱因斯坦■李文靖

“重要的是永不停止追问，在永恒、生命和实在的精妙结构这些奥秘面前，人类表现出宗教般的虔诚……”这是题为“爱因斯坦――宇宙大匠”展览第一块展板上的第一句话。作为第22届科学史大会的重要活动，此次展览讲述了人类历史上对宇宙图景和实在本质所做的智力探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划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在庆先生，他也是派斯那部著名的《爱因斯坦传》的译者。以方在庆的思路，他期望这个展览能够为公众了解爱因斯坦提供多重视角，为人们思考100年前那场科学革命提供多重进路。透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到，当将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投射于人类社会这一更加广阔的幕布上的时候，则科学呈现出超越人们惯常看上去的、更加斑斓的图像；而还原爱因斯坦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与他人一样受到现实羁縻、在政治和历史的浪潮中表达自己，则天才科学家不再被简单描述为神话中的英雄。

在入口门廊有点奇幻味道的蓝色灯光中，参观者首先注意到表述时空紧密复杂缠绕、尺缩钟慢等狭义相对论若干引论的图画，以及大幅爱因斯坦年表。但是很快，参观者发现重点不在于此，因为爱因斯坦模样的充气娃娃召唤他们进入展览的第一部分――“世界观与知识获取。”浏览亚里士多德、牛顿、马赫等人的画像，观者将穿越历史，看到西方文化是曾经以怎样的图景来描述宇宙。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穿越漫长而曲折的时光隧道时，是如何与社会进行复杂的互动的。

西方历史中所特有的科学与人文的紧密联系，使得该展览拥有丰富而具有审美价值的历史素材。如用公元前7世纪的亚叙浮雕，说明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以19世纪末莱比锡布鲁克豪斯出版社大楼的机房，展示科学与社会关系；13世纪埃伯斯托夫世界地图、19世纪版画“世界尽头的流浪者”表现出人们对于宇宙图景不停歇的构想。

“作为对我蔑视权威的惩罚，命运使我自己也成了权威。”在展览第二部分，爱因斯坦的生命历程被描述成为一个多面晶体（并非钻石），每一个晶面上都透射出复杂而有趣的光泽。他是电气工厂主的儿子，是法语作文《我未来的计划》的作者，是专利局的小职员，是哲学理想的积极寻求者和传播者，是不吝发挥自己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当看到爱因斯坦小时候家里电气工厂张贴的广告，参观者不免心生疑窦：人们普遍认为爱因斯坦的才华在头脑和纸笔之间，可是生于工厂主家庭的他，真的不懂技术、缺乏动手能力吗？更有史料出乎参观者意料，包括魏兰德、格尔克等反对相对论战线和19世纪20年代初攻击爱因斯坦的报纸，以及当时德国政府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他列入怀疑对象所做的调查档案。

展览第三部分“今日的爱因斯坦世界”介绍相对论对今日科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包括人们所熟知的GPS和光电效应等图示。其中附爱因斯坦与中国学者交流的简短历史，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小有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文革中中国学者批判相对论形而上学、设定极限的相关材料。“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抽象的相对论，非常难，”物理学史家胡化凯评价，“这是我所见过国内关于爱因斯坦最好的科普展览，图片丰富，语言简单而准确。”

丝路：思想随货物而流通■郑方磊

公元前53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罗马军团对安息人的战争即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之时，安息人突然大举展开半透明的旗帜，居然吓跑了尚不知丝绸为何物的罗马军队。但罗马人神定气闲之后，丝绸却很快成为了西方最流行的贵重物品。商人们则从中看到了商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商队穿越罗马与中国之间8000多公里的距离，沙漠间、平原上就因为商旅兴起了许多城市，连缀成了最早的联络东西方的通道――丝绸之路。

丝路在人类文明史上重要性主要在于：思想随货物流通革新了沿途的文化，比如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到了东方、印刷和造纸术传到了西方。5月28日，参加本次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来自古丝路沿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讨论的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话题：丝路上不同文化间的数学与数理天文学的传播与交流。

来自伊朗的Bnhshemi,Saeed Seyedagha教授在研究了许多公元8、9世纪的伊斯兰数学手稿后指出：东方的数学和希腊的数学正是沿着丝绸之路在阿拉伯世界会合，并加上阿拉伯数学家自己的成果，后来传入了拉丁欧洲，并为欧洲数学的复兴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作为中国人，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数学在这种交流与传播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数学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开出了一个颇为可观的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数学思想的“疑似”列表，然而具体时间和途径却需要后来者来证实（或证否）。新疆大学精通阿拉伯语、德语和中亚地区几种语言的学者伊尔汗揭示了中国数学对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的著作《算术钥》的影响。而上海交通大学纪志刚教授在主持将“西方数学复兴第一人”斐波纳契最重要的著作《算术之书》（Libre Abaci，长期以来，因为拉丁文abaci被误以为与英文abacus同义而被译为《算盘书》）翻译为中文的研读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数学的烙印：独一无二的“双假设法”，即《九章算术》（成书时间不晚于公元二世纪）中的“盈不足术”。在《算术之书》它有两个名字：“契丹（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的称呼）算法”以及“盈与不足的方法”，《算术之书》中对此方法的描述几可与《九章算术》中的“盈不足”术文逐句对应；并且在埃及、希腊、巴比伦和印度这些古代文明中，只有“单假设法”而没有“双假设法”。至此，李约瑟列表中的这一项“疑似”当可转为“确诊”了。

然而，这恐怕只是丝路上延续了千年的波澜壮阔的数学交流图景中的小小一幕，要描绘完整的画面还需要各国学者协力进行无数的工作，由于跨越了几大文明，这当中最大的困难便是语言问题导致的“各自为政”。比如印度德里大学的Yadav教授报告了关于公元8世纪以前印度传入中国的数学与数理天文学内容，殊不知我国钮卫星副教授的专著《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天文学源流》早已对此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而国内有志于研究跨文化交流的学界同仁们也常常不得不“望文（阿拉伯文、梵文、拉丁文……）兴叹”。这次研讨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一个可喜的消息是：在“吴文俊数学与丝路基金”的支持下，“第一届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学史国际会议”于2005年7月31日至8月3日在西北大学召开，各国专家学者移师西安作了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国际学术交流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吗？

宗教与科学：历史与现实中的纠葛■郑诚

2005年6月29日下午，“科学与宗教的对话：过去与现在”专题研讨会在友谊宾馆会议楼202会议室举行。

牛津大学的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教授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其名著《科学与宗教》的中译本已于2000年出版（苏贤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布鲁克的报告题目为“科学与宗教的不相干性？对于Stephen J.Gould的NOMA原则的反思”。科学与宗教是否有可能和平共处？――对于这个问题，古生物学家古尔德（Gould）在其Rocksof Ages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根据其NOMA（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原则，只要科学与宗教各自关涉的领域互不重叠（事实判断－道德评判），二者的关系就可能达到和谐状态。布鲁克指出，回顾科学史上的一系列案例（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我们就会发现科学与宗教的交织渗透并非总会产生负面的结果，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科学必然会受到其文化母体的影响，而宗教信仰和实践正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宗教信念亦可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布鲁克认为古尔德根据NOMA原则所讨论的案例（伽利略、赫顿等）都已被其理论事先过滤，方才得到一致的结论。而古尔德本人也承认，任何理论和观念都无法脱离个人和社会背景，而证据总会经过理论的选择。如此，NOMA原则是否不存在矛盾实在大可怀疑。

斯坦福大学WilliamB.Hurlbut博士的报告“干细胞研究中的科学、宗教和政治”讨论了当代科学发展中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生命伦理问题。胚胎干细胞被认为能够形成人体中的任何组织，具有不可代替的医疗价值。同时，由于获得胚胎干细胞意味着破坏已形成至少5日的人类胚胎，这项研究受到许多宗教团体的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已于2001年8月9日起禁止联邦基金资助制造胚胎干细胞的研究。Hurlbut首先回顾了历史上不同民族对于生命的理解，讨论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一个人在出生前是否算作人，是否具有人的价值和权利。作为总统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的一员，Hurlbut认为，按照他所提出的一套技术方案――ANT（Altered Nuclear Transfer），可以在尚未形成胚胎的情况下产生干细胞。Hurlbut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减轻干细胞研究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冲突，在科学与宗教的互动中增进人类对生命的理解。

在“特创论走向全球”的题目下，威斯康星大学的Numbers教授描述了当今世界范围内特创论的广泛传播。19世纪的特创论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但同时承认地球有上百万年历史，与此不同，现代的特创论相信上帝创造人类的历史不超过一万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民意调查中，相信这种特创论的比例相当高，而部分欧洲国家相继取消了小学中关于进化论的课程，阿拉伯世界某种宣传特创论的书籍极其流行。宣传特创论的宗教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速壮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传教机构，如今在东南亚和北美都相当有势力。相比之下，中国似乎尚能独善其身。或许是由于时间有限，Numbers并没有对特创论及其影响作出评价，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他的著作The Creationists。

此外的报告尚有“从儒教－基督教的角度看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复杂系统中‘自然发生论’的一个柏拉图式的再分析”、“中国古代的道教与科学”等等，各国与会者通过一个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科学与宗教在历史和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外力”作用下的“爱因斯坦传播”■关雪

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关于爱因斯坦的讨论在各种层面进行着。在7月25日作为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专题研讨会之一的“跨文化视野中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创立一百周年纪念（清华论坛）”上，发言的不少学者都把目光对准了爱因斯坦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这一主题。

胡大年博士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接受相对论过程中的美国影响”。他首先介绍了李芳柏和夏元溧这两位在中国介绍和翻译相对论的先驱，并指出他们的工作完全基于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工作。

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包括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刘兵教授在他题为“《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出版的前前后后”的演讲中，追溯了那段历史。他援引《爱因斯坦文集》翻译者许良英的回忆说，在1962年，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并且，因为政治原因，出版工作曾经一度中断。1979年10月份，《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终于全部出齐。此后，从大的方面来讲，传播和研究爱因斯坦的思想不再成为有争议的事情。刘兵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围绕着爱因斯坦，无论是一开始尚有限制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的批判，到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缘起，到在翻译出版中遇到的因对爱因斯坦的负面评价甚至严厉批判而带来的困难和坎坷以至于阻挠，还是最后来自官方的对爱因斯坦的肯定，在这些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被附加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意识形态象征的体现。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象征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爱因斯坦在苏联的“经历”与在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俄罗斯学者介绍说，在接受和传播相对论的过程中，苏联科学家也承受了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二战后，物理学成为苏联的核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身份”保护了物理学家和相对论。

从各国学者对这个主题的论述来看，爱因斯坦的明星地位是世界性的，他在某些国家的影响甚至起到了振兴当地物理学的作用。日本学者安贞子说，1922年堪称日本物理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922年前，全日本只有3所大学开设物理学课，共有物理学学者20人，每年毕业的学生约20人。1922年，爱因斯坦访日，欢迎场面之壮观，不仅令爱因斯坦吃惊，也大大激起了日本公众对科学的热情，这次访问对日本物理学的带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与中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这样的在西方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国家，对爱因斯坦的接受和传播则较少受到“外力”的影响（德国是一个例外，那是在纳粹时代因为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和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也更为深化、细化，从科学史学科的意义上来讲，爱因斯坦研究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爱因斯坦也逐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热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