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参加了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可是我头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这也是这个大会头一次在中国召开。
大会开幕式那天上午，会场几乎都坐满了，连过道里都是人。我没带相机，所以只好用手机拍照。本来我的手机像素就不高，焦距也有限，再加上人多，所以首先进入镜头的总是一些后
开幕式杨振宁也去了。他一出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作了个大会报告，题目叫“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他说狭义相对论还可以说是建立在洛伦兹和庞加莱的研究基础上，但广义相对论完全是爱因斯坦自己“创造（create）”出来的，他多次用“creator”这个词来说爱因斯坦，要知道，“creator”这个词的本意是造物主、上帝。他回答问题时，有一幕很搞笑。一个中国人问了个很长的问题，说完之后，杨振宁让他再说一遍，他就重说了一遍，可是，杨振宁还没听明白，就让他到前台来说，这时，一直都在讲英语的主持人――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先生突然用十分纯正的普通话说：“说中文吧！”全场哄笑。后来，我听说，他就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席文。据说他是继李约瑟之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师。
本次大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几天，我有时几乎一点也听不懂，再加上老犯困，别提有多郁闷了。不过，我发现，如果集中精神听，基本全能听懂。可是问题就在于精神无法持续集中，总是在认真听了三、四句之后就不由自主地走神儿。这几天也说了不少英语，都快说出惯性了。
大会大多数时间都是分组讨论，我每天都得抱着程序册认真研究，决定第二天去哪一组。有一天，我选好了一组，可是去了之后发现根本进不去，门口都挤满了。我就去别的会议室，可去了好几个，个个爆满。不过这是刚开始时的情况，到后来就出现了报告人到不齐甚至大量缺席的情况。
有一组是讨论日本医学暴行的，主要是从历史、政治、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考察日本战时对中国实施的人体实验，同时也涉及到了纳粹以及二战时期整个法西斯的罪行。我也不知为什么特别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一拿到程序册就决定了要听这一组的报告。那天也挺神奇，平常那个时间我困得眼都睁不开，坐着都能睡着，可那天一点都没有困。日本学者土屋贵志讲了1932 1945年间的一些具体事情，还给我们看了一些图片，有些图片让人看过一遍后都不敢再看第二遍。来自新西兰的郭南燕介绍了几部日本战后的文学作品，都是以战时医学暴行为题材的。聂精保主要讲述了中国战后对日本医学暴行的一些重要误解。虽然来自新西兰，不过他是中国人，而且他和我说他要永远保持中国国籍。
7月26号，大型图片展“爱因斯坦――宇宙大匠”在中国科技馆开幕。我光顾拍图片了，旁边的文字介绍都没来得及细看，尽管如此，看完后我都觉得腰快断了。我在这个展厅的门口还碰到一个“民科” 民间科学爱好者 ，远远地看见他，我就觉得他像是个民科，衣服、鞋都破破烂烂，头发也乱七八糟，还背了个很破旧的包。我的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因为我对民科的了解一直只限于书上写的或者别人说的，我还没有真正接触过他们。我刚走到他跟前，他就指着有限宇宙模型图片说：“这个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弄出来了，比他这个早多了，中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成就。”然后他掏出一张一面有字的纸和一支笔，开始讲他研究的有限宇宙模型的“原理”，反正我是没听懂。我问他有没有学术论文，据说民科都喜欢给人散发资料。他马上说有正式资料，只是没带，如果我需要可以找他要，给我留了他的电话。我一看是北京的号，就问他在北京如何生活，因为他的口音很明显是南方人，他说他在北京租房子住，靠做环卫工作生活，来北京已经六年了。
我还认识了两个美国的名人，一个是美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Dr.Krishna R Dronamraju，他是研究基因的专家，据说在美国一提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另一个是一位摄影师，她叫Michele Wambaugh，她曾在美国举办过多次大型摄影作品展。他们是一对夫妻，他们让我作他们的中国女儿。
大会开幕当天和闭幕前一天的晚上都有晚宴。开幕那天的晚宴是自助餐，人多座位少，大家都站着，每人手里端个盘子，一边吃一边互相说着话。站在我旁边的一位乌克兰朋友主动和我说话，没说几句便说想和我跳舞。我的老师说过：“吃饭比开会更重要，在这个时候，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么，这位乌克兰朋友主动和我谈话也许就出于这个原因吧。
大会开了七天，我也跟着转了七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和杨振宁照了一张相，而且是用手机照的。
本文作者与Wambaugh合影（摄影/李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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