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精保，医学人文博士，现执教于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生命伦理中心和武汉大学生命伦理中心。在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上，聂精保与一韩国学者发起并组织的关于战时日本人体实验的专题研讨会，受到多方关注。笔者在会议间隙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访问。
问：许多人和我一样，很早就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731部队
答：最开始我关注这个课题，出于对受害者的责任感，希望还受害者一个历史的公正。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我们知道，战后西方对纳粹医生的暴行进行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催生了当代西方医学伦理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长期以来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日本战时人体试验关注很少。直到21世纪初，人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系统的伦理学中文成果。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看待20世纪这一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视角仍然基本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作为医学暴行，它与当代医学伦理学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直接相关，能够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医学道德思考。进行医学伦理的多维度思考，是我深入其中的最重要原因。
问：在您和其他研究小组成员所开始的讨论中，有一项是关于当时日本军医行为的合理性。可是如果得到合理性辩护，这种医学暴行如何能得到谴责和遏制，这似乎与您研究的初衷相悖？
答：当时那些军医，在日本国内不过是普通的医学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之所以实施了非人道的暴行，很重要的道德与心理机制在于，认为被试验非其同类。而我们今天将当时日本的那些研究人员看作“非人”，其实还重复相同的思维方式。其实，只有将所有人同等看待，才可能有助于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举一个例子，“死亡工厂”的细菌专家石井四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上天所赋予的双重惊悚”：一，发现人体发病的机制以获知如何阻断病源；二，帮助自己的国家赢得战争。这两条理由看起来掷地有声，如果我们当时身处其中，似乎也无力拒绝。那么由此可以联想，今日普通研究人员以类似高尚的理由从事着不少医学试验，又是什么能够保证其中某些行为的公正和合理性呢？
问：曾经有一位以色列学者批评您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没有必要对日本人那段历史揪着不放。您怎样看待这类观点？
答：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猛击非人道――让我们永远别停止》，对这位Frank Leavitt做答。我向他强调，我们不是与日本过意不去，而是与非人道过不去。研究这段历史，也许有激起民族情绪的危险，但是更重要的，是探讨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医学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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