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术研究不是
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客观分析、比较，解决宫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物证和历代文物的真伪鉴定及其艺术价值、文化联系等诸多问题。
郑欣淼侯艺兵 摄
“故宫学”，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在紫禁城经过了585年的风雨沧桑，故宫博物院迎来80岁华诞之际，在社会对故宫日益关注、故宫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提出并加强“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故宫研究的水平，进一步挖掘与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故宫学”的概念，是您在2003年10月，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提出的，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前不久，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再次就此话题展开了讨论。您曾说，故宫学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苏东海先生也说：故宫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相当的客观基础，有一定的客观需要，它的提出是应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怎样理解这种客观性？
郑欣淼（以下简称“郑”）：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在中国的大文化传统中，故宫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宫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宫，在离现代最近的两个封建朝代中的490年里，它是名符其实的整个中国的权力、政治中心。它的任何一个微妙的变化，都可能或者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引起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或者政治动荡。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故宫虽然与皇权本身的关系不密切了，但却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大传统的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意义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李学勤先生提出的“文化整体观”，提得很好，我曾将此具体归结为故宫文化。故宫文化当然包括对皇权、皇宫的研究，也包括围绕故宫、与故宫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学术有关的许多方面。
记者：故宫的藏品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郑：故宫博物院中的收藏，是中国博物馆收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与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都十分注重收藏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从宋代以后，此风更盛，到清代乾隆时代，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更为重要的是，清宫之中，还有自己的制造机构，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制造包括工艺品在内的许多东西。因为这些历史藏品与中国皇权的特殊关系，研究它们，对研究中国文化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清宫遗存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青铜器，其总数以及其中先秦的和有铭文的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青铜器数量总和的十分之一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这是很不得了的。作为皇宫，故宫还有大量的宫廷遗迹和遗存，仅服装和饰品就有20多万件，上世纪50年代后期，沈从文先生曾在故宫作服饰研究，并领着年轻人进行这方面的整理工作。故宫不仅存有上万册戏本，还有4千多件演戏的服装道具，大、中、小不同的数座戏台，从中可见京剧发展的历程。
当然，这些还都只是物质层面的，这些是作为故宫学的博大内容的一个物质文明的载体。故宫博物院的管理、故宫学的研究当然远不止这些。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故宫学的提出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应该是有关的研究成果。
郑：故宫学研究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并逐步发展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档案、图书，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在档案史料方面，出版了《掌故汇编》（后改称《文献丛编》）58辑，编印《史料旬刊》40期，汇编了《筹办夷务始末》、《清代文字狱档》、《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等史料。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书刊达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文章80余篇。
这出现了故宫博物院发展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那就是1928年至1933年文物南迁之前。这期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创办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从1929年10月10日创办，连续出了510期。该刊图文并重，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这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学风,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因为故宫还有一个台北的故宫，所以，“故宫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它，研究范围当然也应该包括它。您也曾表示，要“整合”故宫的资源，是不是也包括对台北故宫的交流？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方面今年有无具体的计划？
郑：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收藏也是很丰富的。它的整个65万件藏品中，有60万件是清宫旧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都负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而且两个的藏品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故宫应该有更密切的合作，但遗憾的是，长期隔绝。现在虽还未有正式的方案和计划，但总是向前推进的。台北上世纪60年代才成立故宫博物院，成立虽晚，但起点较高，重视管理、收藏，整体来讲，学术资料的整理也是好的。这些年来，双方研究人员的有的学术文章，曾发表在对方的刊物上，两院的一些人员因业务关系，也曾到对方进行工作访问或学术交流。从学术发展看，两个博物院领导人都有加强联系、扩大交流的主观愿望。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年也搞80年院庆。他们为了院庆，搞宋代文化展。如果两岸故宫合办一些展览，那肯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记者：2月25日，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故宫学的研究领域包括“明清档案”。可自1980年后，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800余万件档案划归国家档案局，正式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也有学者提出，利用档案有时很不方便，而这对于研究十分重要。对这个问题，从学术资源的整合角度，您有什么看法？
郑：这里有个历史过程需要给大家说清楚。故宫博物院一成立，就在图书馆内设立文献部，以便保管清宫档案。1929年又专设文献馆，我国开始有了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档案专业管理机构，同时也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从事档案工作的专业队伍。故宫对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重大的贡献。1951年又将文献馆改为档案馆，后档案馆的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直至1980年4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800余万件档案再次划归国家档案局，正式建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址现仍在故宫院内。
故宫博物院一成立，就把档案视为文物，一方面是它本身的重要价值，另方面它是当时文书制度和文化用品的工艺水平的反映，特别是各种字体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鉴赏价值。当时不仅举办过档案展览，而且常把档案和文物一起展出。因为这些档案不仅长期由故宫博物院管理、整理，且大多数档案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物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它们不仅与宫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而且是了解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因此，虽然现在这些档案不由故宫管理，但对于故宫学研究来说，却是离不开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清宫档案都与故宫学有关，但其中有一些则关系相当密切，例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等管理皇族及宫廷王府事务机关的220多万件档案，对了解清宫典章制度及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内务府所属机构的文件，如升平署的剧本、戏单，御药房的脉案、配方，敬事房的宫廷陈设账，御膳房的帝后膳单等，都是研究宫廷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资料。而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的1500余卷册活计档，对查考清代文物，研究各类活计制作工艺特点、其历史地位及宫中文化艺术的发展，更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朱家?先生整理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就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些丰富的明清档案，有些学者也一再呼吁由故宫来管，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当然这得由国家来决定。但无论由谁管理，它在故宫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改变不了的。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万件清宫旧藏中，文献档案就占多一半，达38.6万多件（册），他们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利用工作也是做得好的。
记者：对故宫的保护，和对它的学术研究，还有商业性的开发，这几方面一直存在着矛盾。故宫学的提出，是否能起到一种协调的作用？
郑：首先，故宫博物院是个老单位，管理一直比较规范，虽也有商业开发，但问题不是很突出。尽管如此，这几年我们仍然加强了管理，从为观众服务着眼，从社会效益出发，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以前故宫内的厕所收费，一年就有340多万元，现在都取消了。故宫又率先在全国实行中小学生集体免费参观，花70多万元在全国中小学举办“畅游故宫”征文活动，组织少儿夏令营，以及成立游客服务中心，等等。
从2002年以来，我们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这不是换几片瓦、换几根柱子，而是整体规划、整体维修。其次是对文物进行彻底清理。故宫藏有皇帝和皇后的书画的数量不少，有两万多件。以前是当资料，不是当文物，这是很遗憾的。故宫藏有成扇1.3万件，其中7000余件属名人书画及扇面。而你知道，中国从很早就有在扇子上作画、题诗的传统，研究这些东西，对研究中国的艺术史、文化史，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们准备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把所有文物藏品目录公开刊行，也出重要藏品的图录，估计会有五六百卷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这么几点：一是这些是国家财产，一定要保管好；二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要有利于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好；三是要推动和提升故宫博物院的整体工作，包括故宫学的研究。你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当然会从协调统一的角度来考虑。故宫学的提出，当然会有利于这种协调。
记者：《故宫学刊》的新创是不是可以算做“故宫学”初步创立的标志？
郑：可能说“明确”创立，更准确一些。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有几个重要方面，一是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二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它的研究成果，要有一定的基础。前面说了，我觉得“故宫学”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有一种新的眼光和视野，现实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提出“故宫学”。
记者：有人提出，故宫多专家、少学者。故宫拥有很多有造诣的各方面专家，但是，高水平的、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出自故宫博物院的较少。“故宫学”的提出，是否意味着故宫博物院总体上的一种转型？
郑：对于故宫“多专家、少学者”的说法，我不大赞同。何谓专家，何谓学者，是不好截然分开的，也很难说谁高谁低。故宫作为博物院，是以文物（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的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一般的主要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故宫研究与文物的收藏、保护、展示不可分割。以鉴定来说，要收藏，就要鉴别真伪，就要划分等级，这就需要科学地鉴定，这是硬功夫，也是博物馆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故宫学术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客观分析、比较，解决宫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物证和历代文物的真伪鉴定及其艺术价值、文化联系等诸多问题。总而言之，即以物证史、以物论史，或以物鉴物、以史论物等，都离不开史与物的辩证关系。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有15万件左右中国古代各类书画，由于故宫研究人员掌握了大量的具有鉴定标尺作用的书画，并对古代书画有着较为广泛的涉猎，因此在书画鉴定方面受到国内外的相当重视，故宫研究人员也形成了重文献考据及鉴定的特色，其科研成果不断补充着艺术史的实际内容，在有些方面，例如宫廷绘画研究等，其成果都颇有影响。
当然，这并不是说故宫学术研究不需要改进了。知识结构的欠缺，研究方法的单一，必要的相关理论的不足，学术视野的不够开阔，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从整体上影响着故宫出更大更多的科研成果。“故宫学”也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从整合研究力量，规划研究方向和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研究水平，从而加强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转型。但这种转型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是在继承与发扬故宫80年来形成的良好的学术传统，包括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不同师承的专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等基础上的转型，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能抛掉。
记者：故宫博物院将要成立两个研究中心，这与故宫学的提出有什么关系？
郑：成立研究中心是从故宫藏品实际、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等情况出发的。已经成立的是古书画研究中心和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的古书画藏品多达15万件左右，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巨作名篇，80年来涌现出几代专家学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故宫所藏瓷器则多达35万件，又有几万件陶瓷标本，陶瓷鉴定研究也是专家辈出，世所瞩目。可以说，全国研究古陶瓷的力量，故宫最为集中。这两个研究中心还聘请了一批国外及港台的有关专家学者作研究员。以后故宫还将成立古建筑研究中心和明清宫廷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中心将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创造必要的条件。研究中心不是空牌子，为了确保研究质量，从研究场所、研究设备、文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学术成果的出版与管理等方面都将有一套完整的章程和办法。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合作性课题研究提供学术平台。研究中心不能代替丰富的故宫学的多方面研究，但研究中心的重点突破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对从整体上提高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水平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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