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全集》面世以来，有读者来信特别赞誉其中《海国图志》一书地名注释的精详，并对有关报道中说到“至今存档的陈华教授的蝇头小字书信和校释样稿竟长达10余万字”，表示很感兴趣，希望能见诸报端。我于是又从已经纸面发黄变脆的陈旧书稿档案中，小心翼翼地找出当年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陈华教授致全集副主编杨慎之
样稿第一条注释关于“吕宋”问题的订误
5月30日来信说：
慎之同志：
现挂号寄上《海国图志》第十一卷校释稿，祈斧正付印。文字不多，最好快点印，至迟也希望八月以前印好，我打算自己去校大样，乘机看望兄台（编者按：杨慎之同志当时已身染肺病，直至1993年底逝世，都在为全集整理出版努力工作）。
有几条注文较长，出于不得已。第一条注的问题，首先是我不同意把《明史・吕宋传》作为欧洲四国传之一，无论从初稿或定稿看来，这个传都是写西班牙入侵前及为西班牙所统治的吕宋，主要部分写西班牙统治下的吕宋，不是写欧洲的西班牙国本身。初稿曾用“附庸”二字，说明实际上是写西班牙的这一块殖民地。写某国的某一殖民地同写这个国家本身，这很大不同。要是《明史・吕宋传》＝《明史・欧洲西班牙传》，那么，误吕宋为西班牙的，就可能始于《明史》，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此点了一句。
据默深公所引《海国闻见录》看来，误吕宋为西班牙，似始自此书，较《明史》定稿还早五年。《闻见录》共有四种刻本，我校了三种，都没有他所引的“是班亚国又名吕宋国，故以名此岛（指吕宋岛）”十四字，李长傅先生校过乾隆刻本，也没说有此十四字。《图志》成书时，至少可以看到两种《闻见录》刻本，都无此十四字，即令魏源当年看到的某种钞本有此十四字，也应有所说明。既无说明，又不见于刻本，这就很难说《闻见录》一定有此十四字，也不能据魏源引文说我国载籍误吕宋为西班牙始自该书。现在学者们一般公认误吕宋为西班牙及大小吕宋之说是华侨们在某个时期的一种误会，但始见于我国著录，为成书年代很晚的《海录》，比《图志》只早二十来年。林则徐编译《四洲志》时，就把西班牙称为“大吕宋”。数十年间大、小吕宋说风行一时，默深当年是不大可能不受影响的。
现在辞书都说《东西洋考》最早记“吕宋”一名。他们搞错了，《明会典》成书要比《东西洋考》早几十年，所以我讲《明会典》而不讲《东西洋考》，并不是不知道有那么一种说法，不过没必要去?嗦罢了。
这封6页的信，有将近2页是为了说明对“吕宋”（即马尼拉）的注释。原注释长达400余字，是一篇精审的小论文，但全书统稿时已将它移至卷首《海国图志原叙》的注 10 中，此注则精简为74字：“魏源受某些不正确的记载影响，误以为‘吕宋’是西班牙（Spain）本名，反认为吕宋岛或吕宋群岛是因为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之后才有其名。本卷的篇名就是在这种颠倒的概念下写出来的。”
“要反映现代的学术水平还要略有一点前进”
一、6月15日来信说：
慎之同志：
连接数函，知足下逐渐恢复，稍释悬念。最近我身体也不大好，不过还是在赶工。在常先生（常绍温教授）、黄老（黄庆云教授）和我三人中，常先生负责《海志》五印度那十四卷，虽然难度大，但她是这方面的专家，驾轻就熟，分量又少，只要腾出点时间，问题不大。黄老负责后三十卷，难在那些科技名词，但并不要求注释，也不要求做索引，只是在认为必要时才注它一下，这就比较主动。我包的六十四卷，从各方面的专家看，大概也不算什么回事，但我并非搞这些东西的，原来的基础，顶多是一点常识，所以才觉得它难。增公（指林增平主编）本来讲过“不必求全”，但我觉得“不求全”也不能理解为凭常识能解决多少算多少，而是要反映现代的学术水平，还要略有一点前进。不然的话，是对不起这套全集，也对不起默深的。这样我就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比方说，占婆的人名，马司帛洛据碑文考出来，并为各种专书普遍采用的是常识；新发现的碑文并考了出来的，是现代水平。究竟有多少新成果，应该尽可能掌握，这就不知要做多少倍的工作，还不见得能完全掌握。我国古籍中著录的外国地名，如缅甸的十八个属国，绝大部分是中外学者迄今还考不出来的，据公认的考出多少算多少，这就算反映现代水平了，强求是求不出来的。我国著录中的许多外国地名，都只能这样做，偶尔解决几个前人没解决过的地名，全属偶然性。我的想法是，这部书要着重在前人尚未涉足的译本及外国人用汉文写作的各种书里的人、地名问题，尽可能把它们解决，也可算补上一点空白。
二、《四洲志》暹罗部分校释样稿的《前言》说：
前人未考过的地名，比较集中在《四洲志》和《外国地理备考》这两部书上。两书的外国地名加起来几占《海国图志》外国地名总数之半。由于手上没有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7年版及其它原因，《四洲志》的少数专名仍难还原。林则徐在某次作战中，曾缴获一部不知为何国文字但似为百科性质的书，要是加进其中内容，整理工作可能更加困难。即令对口的中英文本都放在桌上，遇上误译或误刻，也很不好办。少数误译或误刻，如“木底阿罗”为“本底阿罗”之误，可以一眼看穿，立即还原为Pontiamo。但多数较难解决。在《四洲志》的地名中，泰国的“?晤”，就花了很多时间。由于英文原著1834年版Map of In do Chinese Countries和1849年版那张Map of Futrher India的全部地名相同，可以肯定这个地名必然是在那张地图中译过来的。那张图才102个地名，但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最后得老前辈指导，从“?晤”是《四洲志》暹罗地名表中仅次于曼谷位列第二的地名考虑，有可能距曼谷不太远，除Cham这个地名外，实在已无可选择。按《四洲志》的译音规律，此名可译“差唔”，“?”字与“差”字仅半字之差。不是图中没有这个地名，而是“?唔”应更正为“差唔”。这才断定此地即今Cha Am Cha Um ，旧译差庵，今译恰安。
在6月15日的信中，陈华先生谦逊地说自己“并非搞这些东西的”，似乎中西交通史并不是他的专攻。其实他于1948年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时，就是这个教会大学的高材生。暨南大学成立伊始，他就是历史系的骨干教师和系党总支书记，又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金应熙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助教。他不仅古文基础好，而且英文水平高，是完全胜任《海国图志》一书校点注释工作总负责人的，而且完成的质量真正达到了现代学术水平。
“工作量实在太大”
6月15日来信还说：
《海志》因重在“西洋人谈西洋”，我们在这方面又有一定条件把它们大量地解决，是值得花气力的。不过这一类地名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个半世纪以前译名没规范可言，工作量实在太大。就算我完全不搞别的事，光搞《海志》，赶明年完成任务，也是很紧的。何况所里还有不少?嗦事要办！现在我是一点时间也不敢放松的。
收进《海国图志》的那两千多个《外国地理备考》地名的还原，由于不掌握马吉士参考过多少书、什么书，比《四洲志》那些地名更难。《备考》的越南地名中，出现一个“包当省”，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备考》把“包当省”与唐冲、唐外、平顺、嘉定并称为越南的五个省（实即五个大地区），还说包当的首府名“保”。出自何经何典？研究许久都不能解决。访澳门时，发现Balbi的书，提到Boatan和它的首府Bao，在一般地图上是查不到的，但Tissanier和Dampier都曾提及它们。有了这条线索就好办了。最后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找到The Voyages of Captain William Dampier，该书的第574页，详细介绍了北方省的位置，并简单地提了一句The Kingdom of Baoor Baotan（保王国或称包当）在北方省的西北。这才明白所谓“保王国”或“包当”，实即Bao Thang（保胜），即今老街（LaoKay）。
据陈华先生《海国图志》卷十一校释样稿的《前言》，尽管地名考证的工作量太大，但通过努力，第十一卷中的地名得以全部注出。他说：“此书一百卷中，外国地名很多的卷数，约占三分之二。总计全书大小地名（包括古国名）在万个以上。最困难的一项整理工作，也就是考订这些外国地名的外文原名及当今何地。限于水平、时间、资料及不可能到国外若干地方考古，要把全书万多个地名都考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能解决大部分。有赖金应熙老师指导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董重言同志、暨南大学历史系黄滋生同志的帮助，本卷地名得以全部注出，特申谢忱。”
“一连串的专名，弄不清就点不断”
6月18日来信说：
校和点当然是密切相关的。一连串的专名，弄不清就点不断。不要说一连串了，仅两个名，弄不清也无法点断。《海国图志》引《备考》说波兰“加拉辣多慕拉哥尔塞索维斯二处，温泉甚多……”，到澳门时开始也查不出来，后来想到必须在加拉哥维方面寻找，才查出Claralomla和Korzeszowice这两个地名。按照整理要求，有些专名不能还原，当然“待考”；但标点符号却不能缺。其实像上面二处，还原和标点是一回事，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既不知原文有无错误，中间的那个顿号，也不知往哪里搁。
人们往往以为专名难点，普通字句易点。其实看起来很普通的字句，也不见得就易对付。如《水经注・温水篇》引《林邑记》所说的“阁殿上柱高城丈余五牛屎为?”，从文字看，真普通极了，而且所有版本这13字都相同，前人已作过周密校勘。但怎么点，却甚难下笔。这是一个争论了好几十年的问题，专家们分为两派：一派点作“高城丈余五，牛屎为?”；另一派点作“高城丈余，五牛屎为?”。依前者，古汉语无“丈余五”这种表达长度之例；依后者，则什么是“五牛屎”，亦难于解释。反复考虑占婆槟榔、椰子两大部族的五色神牛传说，也很难同“五牛屎”对上号。在依违均难的情况下，翻查全部《水经注》，发现共有四个“余”字各版有出入，或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又发现在《水经注》中，虽多用非常具体的×丈×尺×寸来表示长度，但亦有一处作“丈五”，一处作“丈七”，因此，疑余字衍，拟把这句话实际点作“阁殿上柱，高城丈五，牛屎为?”。可能专家们不以为然，亟候赐正。
通过以上摘录的文字，人们会从字里行间看到陈华、常绍温和黄庆云等教授为校释《海国图志》而殚精竭虑的严谨工作态度。到后来三位先生都是在年老病痛中坚持工作的，甚至住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艰难地校点，或指导助手工作。尽管他们在去世的时候都没能看到《海国图志》和《魏源全集》的出版，但他们的艰辛劳动和那种为古籍整理献身的精神将如同《魏源全集》一样，是会永世流芳的。
（作者是岳麓书社原社长，《魏源全集》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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