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柳油画《地道战》（局部）
“我第一次懂得悲剧，是在30多年前的一部朝鲜黑白电影里。”
“那时，苏联的片子已经不让演了，西方的东西更是不能进来，是这部叫《永生的战士》的朝鲜片子对我们进行了最初的美学启蒙。这部片子塑造了一个稳如大山的战士，他的身份是金将军原来的警卫，他拿着的盒子枪是金日成给的，后来被将军直接派到家乡发展革命武装，遇敌战至弹尽，将枪交给了同行的人，最后被捕，英勇不屈，他怕自己在说梦话的时候泄漏机密，也为了断绝日本人的念头，把自己的舌头咬了下来。那部片子，音乐深沉，基调悲壮，很是感人。”
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也是以抗日为背景的朝鲜电影，那种很有点“人性论”的抒情让中国观众感到非常新鲜。
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感觉，对于欧洲战场的知识，都是从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得来的。
“《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似乎在当时能够放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中水平算很高的。他们的演员都很洋气、很帅。”一位作家谈他当时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感觉：
“《宁死不屈》里的两个女革命者很是飘逸不俗，这部阿尔巴尼亚黑白电影，写一名女游击队员在一女革命者家养伤，被德国兵抓住，两女宁死不屈，最后走在去刑场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看死是那么美。”
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苏联影片，成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心中欧洲人抗击纳粹的代表。接着能进到中国的是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电影。很多被访者都提到了南斯拉夫的《桥》。它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感动了中国人好多年。一位看过这部片子不久就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老战士回忆：“我最喜欢的片子有两部，一部是《南征北战》，另一部是《桥》。《南征北战》喜欢的是那片中的战争气势和敌、我军谋略的较量，喜欢的是我们节节胜利的场面。那电影《桥》呢？我喜欢什么呢……我更喜欢的是电影中对战争描写的浪漫态度，我喜欢的是影片中的‘斯瓦托尼小伙子’，他和我们年龄相仿，端着一支折叠冲锋枪在湿地中与敌人战斗，虽然牺牲了，但死得那么浪漫，足以让人被浪漫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不能不提到罗马尼亚的黑白影片《多瑙河之波》。作家李矛说：“我从这部片子中感受到了很多东西，那忧郁的手风琴声，那缓缓流淌的河水，还有那如奥赛罗一样暴烈的船长，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最令我难忘的是船长夫人那古希腊女神一样优雅的风姿，她与那位高大英武的水手之间的感情，以及一闪即逝的接吻镜头，都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文革刚结束引进的《橡树，十万火急》和《复仇》展现了罗马尼亚这个当时在东欧阵营中与我国交好的国家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段独特的经历，《橡树，十万火急》描述了罗马尼亚人在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阵线”的领导下，发动以推翻安东列斯库（伪）政权为目的的著名“八・二三”武装起义的一个侧面。片中两个年轻英俊的军官（一为德国人，一为罗马尼亚人）的智力和风度的对决，令人难忘。
这一时期，最出色的二战影片当属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了。这部电影里没有高人一等的非凡英雄，却充溢着性格的力量，给当时已经被条条框框束缚住的中国观众以强烈的震撼。正像一位评论家说的，这种风格毕竟是立足于欧洲文化背景，影片打造出来的情境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这类战争片在当年没有好莱坞更强烈的视效冲击力的影片入侵的时代，几乎给中国人一种反法西斯影片最高品位的感觉。
《地道战》创全球电影之最
抗日战争的电影，在中国的战争片中，占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影人如果要拍战争片，第一想到的就是抗日战争题材。七八十年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所涉极广，从正面战场、大部队冲撞，到敌后骚扰、游击战争、间谍密战……可以说应有尽有。
最早的中国抗战片可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电影界夏衍、郑伯奇、阿英、洪深、尘无和柯灵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参与下，一大批以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和揭露社会黑暗为题材，渗透着强烈的启蒙与救亡精神的电影作品出现在中国影坛，比如《共赴国难》、《渔光曲》、《狼山喋血记》、《风云儿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
在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里，中华儿女热血激昂，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片中“失家失父”的演员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在抗敌御侮的道路上。这首歌后来遍响全中华。
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好的救亡题材电影或者说最感人的故事是哪个？估计知情懂史的人十之八九都会指向一部“赚人眼泪”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说起这部郑君里导演、白杨主演的老片，河南教育学院教授来华强一往情深：“那是在武汉大学的露天广场，我的心一下被抓住了，那‘故国不堪回首’的意境多浓，把国仇家恨拍得入情入理，可惜以后多少年再也没有这样以情胜出的抗战片了。”
中国抗日题材电影的澎湃高潮应该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电影的抗战叙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道新总结道：“从1949年末开始至1979年为止，出现了《中华儿女》、《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鸡毛信》、《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地雷战》、《南海潮》、《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兵临城下》、《地道战》、《苦菜花》、《三进山城》等一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闪现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与乐观主义色彩的故事影片，这些影片以简单直接的电影叙事、家国梦想的宏大主题、英雄主义的颂赞激情以及相当独特的电影气质，征服了一代观众的心灵。”
这些电影大致有两大主题，一是“在失家或弃家的命运中直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比如《中华儿女》、《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和《南海潮》等。二是塑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神武形象，比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地道战》里的高传宝等人物。
《地道战》这部电影大概创了全球观影之最，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里，全世界大概共有6亿人平均每人看这部电影达5次以上，现在好莱坞在全球最畅销的影片不管是《泰坦尼克号》还是《拯救大兵瑞恩》，都远远不及《地道战》。
文革前17年的许多抗战老片的魅力已经无法再现重复，虽然现在各种技术手段要高超了许多，但也少了许多东西，而且少的是最关键的，那就是真情和真实，各种翻拍片的失败也证实了这一点。“真情，你从眼睛中就能看出”，河南教育学院的来华强教授说，“那时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演员们，眼睛是亮的、真诚的，现在许多演员的眼睛是假的、装腔作势的。那时距离抗日战争胜利不过十几年，氛围和人物形貌都很接近历史。你看现在那些演员即使演的是受苦人，也都是胖嘟嘟的吃肉吃多了的样子，而且油腔滑调，让人摇头。总之，那是一个逝去的、再也无法追回的时代。”
《山本五十六》的反向刺激
日本军国主义电影可能反向影响了中国的抗战电影，刺激了中国新一代抗战电影的某种悲剧意识。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大院里经常放‘内部电影’，不让我们这些孩子看。”一位作家回忆，“什么苏联的《解放》、《德涅伯河大演习》，日本的《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军阀》等，可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去看――爬围墙、上天花板――为的就是去看内部电影。其中的《山本五十六》给我印象很深，那些小日本，打仗还挺玩命的，在快要灭亡的时候，居然组织‘神风攻击敢死队’，硬是拿着飞机往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撞，虽然挽回不了败局，但那疯狂给人印象很深。
中国缺乏让人流泪的战争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电影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一位叫红警苏红不懂爱的网上影视评论者写道：“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世界战争电影以及新中国战争片的不断反思中，中国电影的抗战叙事走上了一条人性复归与悲情降临之路。从1979年开始，中国电影工作者拍摄的较有影响的抗战题材影片有《归心似箭》、《鹿鸣翠谷》、《风云初记》、《一个和八个》、《血战台儿庄》、《八女投江》、《红高粱》、《晚钟》、《哗变》、《战争子午线》、《烈火金钢》、《731大溃逃》、《冲出死亡营》、《步入辉煌》、《铁血昆仑关》、《七・七事变》、《敌后武工队》、《南京大屠杀》、《浴血太行》、《燃烧的港湾》、《葵花劫》、《紫日》、《鬼子来了》、《血性山谷》、《平原枪声》、《五月八月》等。杨光远、翟俊杰导演的《血战台儿庄》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史实。影片结尾‘血肉长城’一段接近3分钟，由4个长镜头组接而成。……散发出造型本身令人难忘的悲剧美感，在凸显战争与人的深刻命题之时，也强烈地冲击着观众的心理，将影片反思历史、复归人性的主旨提升到一个更加深邃的境界。”
第五代导演靠抗战题材起家
战争比和平更容易表现人性，第五代导演窥视“导演话筒”已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年份，他们有机会拍片时，选择的第一部片子都是抗战片，他们“崛起”时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电影中灌满他们理解的“人性”。
1983年陈凯歌导演处女作《黄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影片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的正面交锋，但告诉了人们，民族的伟力从何而来。影片中的那些生龙活虎的腰鼓队，以及西部人民的生活和性情，都在展示黄土地文明的活力与动力所在，回答了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一不仅仅局限于抗战的时代的命题。
《一个和八个》（1984年）在当时也是一个敏感题材，它大概最早在内地的电影中把民族性抬到高于阶级性的地位，故事讲一个蒙冤的八路军战士与八个土匪关在一起，在日本军队突然出现的情况下，土匪们放弃了骚动和造反，与八路军战士一起团结于民族大义的旗帜下，经过人性的磨合，同仇敌忾，完成了某种升华。
这部片子与苏联的《第四十一》有某种异曲同工之效，《第四十一》是把阶级性抬到高于爱情的位置上――最后女红军还是把她衷情的年轻白军军官给击毙。
说到张艺谋，他起家的《红高粱》也打着抗战的旗子。他的成功自然有一大半归功于作家莫言――《红高粱》的小说母本太棒了。有评论家说，《红高粱》某种程度上是《黄土地》与《一个和八个》的融铸，“前半段，它是《黄土地》中一闪而过的大花轿的传奇演绎，而后半段则是《一个和八个》中与日本兵孤注一掷反抗的重演，并借助于这一光明的尾巴，谅解了前半段杀人越货这一生命力张扬过程中产生的副效应。可以说抗日的主题，巧妙地维护了前半段道德的倾斜，正义的事业，扶正了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在国仇面前，家恨里的阴暗部分得以充分掩盖。战争的神奇性正在这里，它的残酷相应地产生的是一种宽容。”
“第五代导演应该像前辈们学习讲故事的能力”，这是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呼吁，“要先把一个故事讲圆讲好。”的确，因为一些导演叙述能力的缺陷，在这个基础上搭建的人性之塔就出现了倾斜。
一位影视评论家批评道：“第五代导演吴子牛参与娱乐片大潮拍摄的《喋血黑谷》表现的是共、国、日为抢夺一份蒋介石‘曲线救国’密令而展开的复杂斗争，呆板的镜头调度与木讷的人物表现，使电影有别于当年的那种通俗易懂的娱乐片，影片所作的人性的探索非常有限。”
与此论题相连，中国娱乐型的抗战片也不太景气。评论家苏红爱说：“上世纪日益向娱乐片转轨的中国电影，在抗日题材里如鱼得水，生产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以抗日为背景的各类娱乐片。时过境迁，这些影片像昙花一现的娱乐片大潮一样，因为它们的低廉的制作，胡编滥造的拼凑，应景式的毛糙而再也无人问津。”
想起已经刻印在人们心中的文革前的抗战娱乐片，又是一番今不如昔的对比，比如《东进序曲》和《五十一号兵站》，真是又红又专的娱乐片，其中胜出的秘密，谁人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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