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了一本马克・吐温的作品《夏娃日记》。实际上，这本书只不过是原作的下篇。鲁迅用“唐丰瑜”的笔名在书前撰写了一篇“小
关于这个中译本，有一段十分奇特的经历。鲁迅去世后，译者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发表了《忆鲁迅先生――中译夏娃日记的来历》一文，说：“5年前也是在这种样儿的初秋时候，一天一位朋友（鲁迅先生的好友，也是我们的好友）拿了一本封面剥落了的破旧红色西书给我，说是鲁迅先生的，是他家的娘姨引孩子（即鲁迅先生的爱子海婴）玩，在隔壁一家正搬走了的西人家里的弃物中拾得的。鲁迅先生看上了那里面的插图，所以叫我有空翻了出来，找机会出版去。这本由人家的弃物堆中拾起来的破书，就是那年10月由湖风书局出版的《夏娃日记》的原文本。”文中提到的“一位朋友”就是冯雪峰。鲁迅之所以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完全是出于对美国画家莱勒孚（Lester Ralph）所作50余幅白描插图的欣赏：“清新”，“健康”，“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待原文译成中文后，鲁迅又为马克・吐温那种幽默的笔调所感动，并进一步指出，这位美国作家的幽默中含着哀愁，含着讽刺，甚至含着对产业社会的反抗。
鲁迅在同一篇引言中，对这本书的中文译者评价甚高。他不仅肯定了原作者手腕的纯熟，而且还赞扬“译者将丰神传达，而且朴素无华，几乎要令人觉得倘使夏娃用中文来做日记，恐怕也就如此一样”。这位译者叫做李兰，沈起予夫人，当时是一个家庭妇女。笔者目前尚未找到较为完整的李兰生平资料，但从《中国翻译家词典》和《左联词典》中可以找到关于沈起予的词条，得知沈起予是四川巴县人，1903年出生，1920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1927年归国，参加创造社。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1929年再度赴日，就在这时结识了湖南籍的留日女生李兰。1930年初归国，参加左联，为发起人之一，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火线内》，长篇小说《残碑》。译文有弗里契著《欧洲文学发达史》，左拉著《酒场》等，1970年去世，终年67岁。
1977年6月29日，因为收集调查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我在上海太安路92号找到了李兰。我估计她当时年近古稀或年迈古稀，加上还有一顶右派帽子压在头上，故显得心情压抑，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都十分苍老。她的家庭境遇也跟当时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相当清贫。我主要了解她跟鲁迅交往的情况，以及《光明》半月刊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她勉力回忆了一些情况，我认真做了笔录。整理成文之后，我替她加了一个标题：《我和鲁迅的接触及其他》，全文是：
我是湖南湘阴人，1930年初与沈起予同时从日本归国，到上海后即参加“左联”的许多活动，但我不是盟员。
1932年，丁玲主编“北斗”的那段时间，她和我们是邻居，住在一栋房子里，她住二楼，我们住三楼。那时“左联”的人经常在我们家开会。我和沈起予同志都不是党员，因此，我们便于公开活动。经常来开会的有冯雪峰、楼适夷、叶以群、丁玲等人，早些时候还有冯乃超、胡也频、柔石等人。“左联”在一些工厂中也是有活动的，当时一些工厂成立了读书会，“左联”便通过这些读书会和工人进行联系。“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上海学生到南京去请愿，左联的人也到车站送行。
我们跟鲁迅开始接触，是在1931年，那时鲁迅住北四川路，我们住永安里，离鲁迅较近，因搬家生活有困难，冯雪峰便帮我们从鲁迅那里借了五块钱，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英文版的《夏娃日记》也是冯雪峰从鲁迅那里拿来叫我翻译的。书中有关动植物的词语，经过周建人同志审核过。
大概是1931年五、六月间，冯雪峰同志拿来了鲁迅先生给一位德国作家的一封回信（用中文写的，是毛笔字），叫我译成了英文，这信是我经手寄出去的。信的内容，我记不得了。
《光明》半月刊是1936年6月份创刊的，每月10日和25日发行。主编人是洪深和沈起予，我帮忙做些编务工作。
那时办刊物需要在国民党那里登记领取许可证，否则不能发行，尤其是进步的报刊。所以那时“左联”的刊物都只能由非党的同志出面来办，《光明》也是这样。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方治，与洪深有些私人交情，要洪深出面主要是为了对付国民党，沈起予是因为名字可以公开，所以也并列为主编。但实际上《光明》是控制在夏衍、周扬的手里。夏衍直接参加编辑工作，周扬在后面遥控。他们是党员，经常以党的名义下指示。记得《光明》第一卷第二期排校工作已完成，而且也打好了纸型，周扬突然送来了他写的一篇稿子，题目是《现阶段的文学》，他勒令我一定要插进第二期发表，而且要登在前面。当时，外面“两个口号”的论战正在进行。《光明》的文章一般是横排的，他这篇文章是直排（论文直排），所以记得清楚一点。《光明》是在亚尔培路科学印刷公司印刷的；刊物每出版一期的第二天，一般都要在饭店开一次小结会，并安排下一期的工作。
返回北京后，我将这份访谈记录寄给李兰，请她审定。8月3日，我收到了她于7月27日写的复信――
陈同志：
您寄来的“谈话记录”已收到。对于你们干工作的深入、细致和负责，十分钦佩。
你们拟将这一所谓“谈话”整理好，作资料加以保存，我认为没有必要。你们不必在这上面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第一，我已对你们当面谈过，我于1957年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我工作单位关门办社的作风提出了意见，曾被划为右派。
第二，这谈话中，我所谈到的，只不过是想给你们提供一丝丝线索，便于你们进一步进行工作。因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家庭妇女，不是事件的直接参加人。今天我所谈的，有许多只是当时我从旁看到的、或我个人的猜测和臆断而已，不具备资料的价值。
非常抱歉，浪费了您们的时间。恳祈原谅！
敬礼
李兰7月27日
原件附上，我删去了不必要的地方，改动了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请原谅！
前些时候，应友人之托翻检师陀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来函，踪迹渺然，但无意中却发现了李兰这份访谈记录和有关来函。我想，披露这两份未刊史料，不仅能丰富鲁迅研究资料的库藏，而且对研究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亦不无裨益。据我的研究生王燕调查，目前哈尔滨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台湾天星图书公司都分别出版了《夏娃日记》的不同译本，有的书名为《亚当夏娃日记》，有的名为《亚当夏娃日记及其他故事》，有的名为《亚当夏娃的秘密日记》，内容都比李兰的译本完备。但李兰译本在出版史上的独特价值却是无法抹杀的，李兰夫妇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业绩也仍然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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