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政权疯狂迫害犹太人的那段历史，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那时期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以至于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必然会发现它阴森森地出现在一侧，如同一个附身于物体的影子一样。即使到今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人们仍要盘点那段历史的沉重。难怪现代欧洲文艺创作的众多作
《无处为家》这部小说同样可纳入此类作品中，但它却有些“另类”。德国女作家斯特芬妮・茨威格在这部标为自传体的作品中，以自己亲身体验为素材，诉说了一个德国犹太人瓦尔特携家逃避法西斯虐犹迫害，在非洲肯尼亚生活九年的故事。与相当多的类似题材作品，多半直接控诉奥斯威辛集中营灭绝人性的屠杀、描绘焚尸炉和毒气室的阴森可怖不同，《无处为家》着墨之处，在于渲染人被迫离乡背井，远离故土，“无处为家”的心灵孤独。至于家园失落的痛苦是否远远胜过肉体毁灭的惨烈，这原本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无处为家》却用自己的方式，独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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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处为家》（德）斯特芬妮・茨威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于是，关于人心灵痛苦的根源，就被《无处为家》中那个犹太家庭从欧洲到非洲，又回欧洲的九年生活历程，形象地作了注解：精神的悲喜，有赖于对文化境遇的适应度。阻断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泯灭他们的文字，消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就意味着对这个民族的扼杀和毁灭。当然，如此结论是根据《无处为家》的情节线索推导出来的，可至少是这部小说提供了推论的依据，由此可看出斯特芬妮・茨威格创作的立意之深，她跳脱了类似虐犹题材的窠臼。
另一个“另类”之处，是作者描写了非洲肯尼亚，并且讴歌了当地黑人种族的热情、友善，特别是那个家仆奥沃尔。奥沃尔的坚忍精神和处世态度，帮助瓦尔特克服沮丧心理。他对瓦尔特的同情与理解、对蕾吉娜的关心，又使瓦尔特一家身处异乡，却体会到家乡的温馨。以至于小说结尾，当瓦尔特即将重返德国时，他竟然觉得与奥沃尔的告别，比九年前他逃离欧洲，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告别更痛苦！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斯特芬妮・茨威格如此写，想必有自己切身体验。可是仍可看出她除了感性体悟，还有理性思考。
荒野、猛兽，酷热的骄阳、莽林中吃人的土人悄然窥视……欧洲文艺作品中常用如此景物描绘非洲，除了满足猎奇心理，还有意无意制造出一个“非洲”等于“野蛮”的思维公式。用非洲的落后、未开化，反衬出欧洲文明的优雅、先进，一如用野兽来比照美女，制造具有反差的视觉冲击。欧洲白人对非洲土地的占有、捕猎野兽、杀害土著，如此情节组成的盗宝传奇，又隐约炫耀着男性的征服、占有的潜在欲望，甚至发泄着人性中暴力的因素，虽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此对非洲妖魔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弱化，只是在欧洲人的传统观念里，非洲这块土地决非“天堂”。可是《无处为家》中非洲的肯尼亚，却成为瓦尔特一家及不少犹太人的庇护之地。
瓦尔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法西斯纳粹当局的迫害，逼得他来到肯尼亚，找到一个管理农场的职位，维持生计。但他还将律师的法袍带在身边。法袍是他引以自豪的身份象征。蝗虫袭来，是奥沃尔运用他的智慧帮瓦尔特驱散蝗虫，得以保全农场作物。瓦尔特感激地将律师的法袍赠送给奥沃尔，说“穿法袍的人必须聪明。”他同时又沮丧地认为在这里自己不如奥沃尔。他也再不可能穿法袍，当律师了。小说结尾，奥沃尔将法袍烫平，细心折叠好，还给瓦尔特，说“你又找回了你的生活，穿袍子的生活”。祝贺他回德国。可是“瓦尔特果断地―――然而双手哆嗦着――拿起律师长袍，把它抖散后披在奥沃尔的肩上，仿佛他自己是个孩子，必须保护父亲不要因严寒而受冻似的……”要知道奥沃尔是瓦尔特的家仆。
《无处为家》中这个细节极其动人，如同交响乐曲最后一章结尾时一个颤动的音符，戛然而止，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