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观众，想必都会对剧中人物在皇帝、主人或上级面前表示遵命的那个“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影视剧中这种场合都称“是”，即使是时间早于汉代的也都“是”，一直“是”到明代。只有清宫戏才“?（zhē）”了起来。不论你多么讨厌这个充满奴性的“zhē”――因为伴随“zhe”的还有格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刚听到第一个“诺”就吃了一惊，后来就竖起耳朵，看画面倒成了次要的了。直到被“诺”了好几回后，我才确定，他们是要“诺”到底了。我对老伴说：“他们一定请教了高人，要不然不会这么‘诺’。”老伴说：“那是 人家多大公司呢，会随便用么 ”因为我是在《汉武大帝》正式播出前九个月在那个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客厅里看的，是唯一的观众。陪我的副总让人给我放了几个片段，包括一场马战与最后刘彻要处死勾弋夫人，不过没有赶上那个“诺”。
乍一想，也是啊。“允诺”、“承诺”、“许诺”、“诺言”、“唯唯诺诺”、“一诺千金”、“诺诺连声”、“轻生死，重然诺”，等等。表示答应、遵命，可不就该“诺”么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诺”也写道：“答应的声音 表示同意 ”。
可是随着一集一集地“诺”下去，我心中的疑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
先不管究竟该“是”还是“诺”，在汉武帝那会儿，这“诺”是念“nuo”么
恐怕未必。我怀疑应该念“若”，不过不是现在普通话的“ruō”，而是相当于保留了许多古音的吴语中的“是啊”的连读，入声。“是啊”的“是”不但不卷舌，而且是从上下齿缝中擦出来的，“啊”当然是张口的。“诺”字由“言”和“若”组成也可证，这是一个形声字。果真读“若 ‘是啊’ ”的话，那么它在古代很长时期内，和表示答应、承诺、遵命的“是”的读音应当是相同或十分相近的，因为现在普通话卷舌的“是”，在吴语中与“若”的读音只差“啊”的尾缀。所以当时“是”与“若 是啊 ”即“诺”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区别，也许后来才在功能与读音上区分开来的。
即使在汉武帝当时表示答应、承诺、遵命就是念现在这个“诺 nuo ”，而不是我猜想的那个“‘若’ 是啊 ”，那么这个字照汉武帝时期的读音读了，别的字是否也要按照那个时代的声音读呢
最常见的就是表语气的“也”。现在念“yě”，电视剧里我们常常听见表示不同意时说“非也 ‘fēiyě’ ”。其实这语气助词“也”在很长时期里念“啊 ǎ ”。不但语气助词，连副词“也”也念“啊”，只不过声调可能不一样。现在吴语中说“也好”，读音就如“啊 第三声 好”，湖南话也保留着这个痕迹。五四时期有位湖南籍作家彭家煌，爱在小说中用一点方言词汇，作品乡土气息浓郁。他的小说《怂恿》中“他雅喂过蚕”的那个“雅”，其实就是“也”，不过读作“啊”，和现在吴语中的读音一样。“鸦片”曾被翻译为“雅片”和“阿片”，也能证明古代很长时期内“也 yě ”确实读作“啊”。再说，当时“非”也不读作“fēi”，因为古无轻唇音，应该读作类似“pǐ”。因此，真要一个个按照汉武帝时代的读音读的话，恐怕演员就没法演，观众也没法听了――字幕是“非也”，但是演员却说“pǐ――ā”，观众会以为是哪国外文呢。
可是，如果光“诺”了，别的字都照现在的念，那么绝大多数观众就都会以为，汉武帝时代的语音和现在一模一样，过去只不过错了一个“诺”而已，现在总算纠正了。
这使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时学习《叶公好龙》来。先生特别嘱咐，不能念作“yè公”，要念“shè公”。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免出现个别字读音的“特殊化”现象，从而使人误会，后来中央电视台一些重要栏目的主持人都念成“yè公”而不再是“shè公”了。记得1957年我刚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年级古代汉语课由著名音韵学家张世禄教授担任。老先生第一堂课就讲古今语音区别极大，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孔夫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时读作“地地为地地，不地为不地”。大家一下子就兴味盎然，他的古代汉语课一炮打响。可惜我愚钝，也不大用功――因为那时已经看出前途与用功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后来，运动来，运动去，全忘光了，就记得这个“地地”。不过这个“地地”提醒我，孔夫子与汉武帝只差四百年，比汉武帝和咱们现而今可近得多。那时只怕也是要“地地”的。所以光是“诺诺”而不“地地”，显然“有失公允”。看来这个“官司”值得一打。
其实我是很佩服《汉武大帝》关于“诺”的处理的，他们迈出了宝贵的一步，凭借电视剧的热播，使广大观众得知古今语音有所不同，一些词语的文字颇有来历，揭示了汉语在语音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这个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有待于语言学家去进一步研究。也许语言学家早就“地地”了，只是我“不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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