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底，夏日炎炎，和风阵阵，我专程从首都华盛顿飞往波士顿拜访我的导师丹尼尔・艾伦教授。翌晨9时前，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哈佛大学英文系的贝克中心大楼找他。走上二楼，只见艾伦教授已站在办公室门口等候。我激动地冲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亲切地跟我寒喧，然后拉着我到他书桌旁的一张沙发上坐下
。我抬头望着他的办公室：三面书架排满了书，书桌后面正对着大楼前面的草坪。温煦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映照着老师红润的颜脸。不难想像，艾伦教授还像25年前那样勤奋地工作。这令我激动不已，十分敬佩。
艾伦教授生于1912年，今年93岁了，依然神采奕奕，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是个名闻美国内外的终身教授，当过多年的英文系系主任。他的专长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文学，主要著作有：《左翼作家》、《没有写出的战争》、《美国简史》和《美国笔记》等。他曾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3次访问过中国。1980年至1981年，我在哈佛搞博士后时，他是我的导师，对我热情指导，严格要求，令我难以忘怀。他常将他书房的钥匙寄在系秘书那里，让我可随时取钥匙开门进去看书。他讲课简练生动，启发研究生独立思考……往日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艾伦老师说，他想潜心整理自己的著作，生活宽松些，所以几年前向学校要求提前退休，学校批准了。系里仍给他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他每天清晨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或校对清样，“退而不休”，自得其乐。我看到他精神如此饱满，心里无比高兴。从他的神情来看，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真有点像中国的俗语：黄忠不认老。我们互相凝视对方片刻，彼此会意地笑了。
“你这次来美国做什么？”艾伦老师亲切地问。
“我是来参加海明威国际会议的。有些美国同行想去中国开下一届海明威国际会议，要我来介绍一些情况。”
“好极了。这很有趣。现在有股热潮，什么会都想去中国开：奥运会、世博会、各种专业会议等等。中国成了一块大磁铁，对各国各行都有吸引力。这是个大变化。”
我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最近几年来，你有哪些科研成果？”艾伦老师话锋一转，问我的近况。我听了又很激动。他仍关心我的学习和研究，仿佛跟25年前一样。
“2000年，我出版了《20世纪美国文学史》，至今已再版了三次。（他插话，“你猎涉这么广，太好了！”）去年又出版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和《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这是一个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我主持，与我的博士和博士生合作完成。以前出版的《海明威在中国》和《海明威传》正在修订，准备再版。另一本《海明威研究》不久将在上海出版。”
艾伦老师满意地笑着说：“你仍然是很用功的！成果真不少。”我深深地感谢他的鼓励。他接着说：“中国几年来改革开放，变化很快。大学生和研究生对美国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大，好极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有民族性，也有国际性。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这是必然的。”
随后，我们把话题转到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问题上。
“作为欧美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已经过去了，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仍不断涌现。你觉得怎么样？”我思考良久，终于把想请教老师的问题提出来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艾伦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是过去了，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德里罗、多克托罗等人，引起了学术界和读者的注目。诚然，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不好读，有的比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更难读。美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感到困难。但是，不读是不行的。后现代派小说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非了解不可。所以，他们就去读了。读了之后，他们才知道后现代派小说家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作家，国内外影响都很大。关于后现代主义，欧洲学者谈得很多，英语国家的学者也谈得不少。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一开起会来就很热闹。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大家很重视。”
“当前，哪种文论成了美国文学批评界的主流？”我又问道。
“很难说，”艾伦老师若有所思地说，“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等，名目繁多，开会时常有人谈起。但究竟哪个是当前文论的主流？我看还很难说。当代美国小说家受法国先锋派的影响不少。许多人在艺术上做了试验，有的很受读者欢迎，有的尚待历史的检验……生态文学批评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提出的问题具有实际意义。”
望着书桌上一叠书稿，我好奇地问艾伦老师正在写什么书？他说，“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从我出生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写到克林顿前总统，但我不写他。重点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我读乔伊斯的小说，是在毯子里打着手电筒读的。读了第一遍，不知道作者写什么？再读了几遍，才慢慢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长大时，美国小说不多，主要是读英国小说。我是个VictorianBoy！读多了，对文学的兴趣就增大了，后来我就搞美国文学。我注重文学与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艾伦老师一席谈，有多层含意：（1）乔伊斯的小说，尤其是《尤利西斯》当时是英美等国的“禁书”，不许学生公开阅读。他是悄悄地偷读的。如今，时过境迁，《尤利西斯》成了现代派的杰作，已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国读者都可自由阅读。一部名著的产生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2）30年代，美国各大学里的课程中英国文学占了绝对比例，美国文学课很少，学生能读到的美国小说不多。美国人真正重视本国文学还是二战后的事；（3）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息息相关，搞美国文学也要熟悉英国文学。要重视作品的文本阅读，将基础打宽一些，搞文学研究才能得心应手。当然，文论的研习是不可或缺的。
“后来，我爱看小杂志，”艾伦老师继续说，“美国有许多小杂志，有的办得不比大杂志差。我爱读《洛杉矶时报书评》，不怎么读《纽约时报书评》。读小报刊可了解不少情况。有的作家就是从小报刊走上文坛的。不过，美国小报刊太多，令人应接不暇，要有所选择。”
艾伦老师的经验之谈，令我想起他的专著《左翼作家》。那的确是从大量小报刊的疏理、归纳和分析中研究出真正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以及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动荡的岁月里的种种表现。大杂志有优势，小报刊也不能忽视。要善于从各方面选择有用的资料，才能做好研究。
谈完自己的经验和写作计划，艾伦老师便问我目前在研究什么？我说正在研究《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美国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科学博士点的科研项目之一。艾伦老师饶有兴趣地说：“美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泛，应重点选几个代表作家。究竟选谁？不选谁？值得仔细推敲。”是的，近几年来，美国各大学对黑人文学、亚裔文学和印第安文学比较重视了。哈佛大学也成立《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中心》。有些大书店黑人文学另设专柜排列。托尼・莫里森、艾丽丝・沃克、理查・赖特和鲍德恩等黑人作家的小说也在向中学生推荐的“暑假读书”之列。不过，关于“黑人文学”和“亚裔文学”的英文名称则有过一番争论。艾伦老师接着说：“‘African American’和‘Asian American’二词之间的“ ”（连续号）要不要？学术界争论了好长时间，后来好不容才达成共识，将‘ ’删掉，成了今天的‘AfricanAmerican’和‘AsianAmeri鄄can’，我的书《美国笔记》里有专章论及此事，不妨读一读。”
艾伦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关照，令我异常激动。我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并邀请他如果再到中国访问时，顺道到厦门大学讲学。他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有重要的国际会议，我会去中国出席的！我的身体还行。我希望活到一百岁！”
“这个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我激动地脱口而出。我想，艾伦老师90多岁高龄了，仍精神焕发，不倦地工作，一心一意献身学术。他又坚持锻炼身体，天天骑自行车到办公室。眼不花，耳不聋，才思敏捷如旧。在1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潇洒自如，海阔天空，纵横中西，毫无倦意。我深信：艾伦老师活到100岁，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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