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祖（1899-1975）这个名字，别说对一般人，就是对本专业的后来者，恐怕也是知者寥寥。在当年的德语文学界曾有所谓“北冯南商”的说法（日后为“北冯南张”所代替），这大概也是在说商承祖先生的学术地位吧。据说，当年商先生在德语界的地位很高，决非常人。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岭南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商承祖早年随父赴德（应为1912-1916），此时不过10多岁的少年而已，但却打下了非常好的德语口语基础；日后入北大德文系，果然皎皎然不群于众；大概是在三十年代他再度赴德，在汉堡大学留学（1931-1933年注册），以《中国“巫”史研究》博士学位。日后改行搞德语文学，本非“科班出身”。然而，商承祖终究是选择了德语文学。这或许与商先生德文的优秀程度有关，不管是老师欧尔克，还是同学张威廉（商是跳级生），都对他的德文褒奖有加，以欧尔克的眼光与严格，竟毫不吝惜地称赞商承祖是最好的学生。早年的留德经历打下了良好的德语基础，这或许是先生终究改行的重要原因。但毕竟先生转向他就，所入的是德语文学这个专业，并非仅凭借语言之利即可。
这一点，在多年以后，后人站在学术史的层面来仔细检点前贤的贡献时，就愈发凸显出来。那日访谈张威廉先生时，他有如此记忆，商承祖的德语口语很好，但中文不太好。但至少翻译过两部书，是和别人合作的。他从小在德国长大的，用过商章孙的名字。
这是反映历史事实的，但决不仅如此。既有“南商”之誉，贡献岂止泛泛？就翻译而言，商氏涉及的德国作家不少，诸如莱辛、克莱斯特、施多姆、海涅、布莱德尔、西格斯等都有。就手头这部莱辛名剧《爱美丽雅・迦洛蒂》而论，就很难说译者没有自己的关怀和思考。在后记中，作者引用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梅林、赫尔德、歌德等的评论，展示了良好的学术史观，既对此剧做了简要介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美学立场看，‘爱美丽雅・迦洛蒂’在戏剧技巧方面，很具匠心，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全篇的情节结构紧凑精细。每场的动作无不布置妥善，层次分明，安排在作者所注意的目标之下。”但他同时也能指出作者的局限，而且说得有道理，即作为美学家莱辛对于美学的“过分兴趣”，导致了他“只在亲王和画师两人讨论美学问题的一段话稍许地离开了主题”（[德]莱辛：《爱美丽雅・迦洛蒂》第101页，商章孙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从这段后记的学术水平来看，商氏在同侪之中即便不是出类拔萃，也属佼佼者之一。难怪其时会有“北冯南商”之谓。
1950年代的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曾聚集了一代英才。作为亲历者的张威廉先生谈及此事，还是颇有嗟叹之意： 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真可说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这种风流云散，最可惜的就是人不能尽其用”，像陈铨这样的人物，竟被打发去看守图书室。作为德文专业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又任外文系主任的商先生，至少是有“失职”之咎的。
近百年来，德语文学一学科在现代中国走过的是一条颇为坎坷的道路，而学科轨则与学术范式之未得根本奠立，乃是其所失之大者。五十年代，其实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好良机”，因为正如王瑶先生所言：大环境左右不了，小环境却可以自由创造。一方面我们当然承认，政治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发展，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作为一方学术领袖的学人在可能的范围内营造一种自由创造的学术环境，并非完全不可能。南京大学在其时汇集南方各大学德语文学研究之精英人物，而终究“风流云散”，无论有何种理由，作为学术领袖者是难辞其咎的。如此立论，绝非苛责具体之前人，而是为后来者树立意识。
商先生这样的人物，其实是学术史研究中很好的个案。他少年风云际会，得留学风气之先，家学渊源而又承北大学统，跨越人类学、德语文学专业，兼涉猎汉学等，学问的功底相当不错；而在抗战时代又以笔为旗，或翻译，或作文，都显然是有关怀有抱负之学者。翻阅各种书目，颇有商氏的文章或翻译。1950年代以后的诸种情形，固然是很可遗憾之事，但毕竟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回避的一页。“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说的竟然也会是一代知识精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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