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大众传播”分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体战的体制下所形成的概念，乍看起来似乎是客观形成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战时动员体制这一20世纪的范式之上
的。
●当下发达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由近代报学、现代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过渡到了社会信息学的阶段。在公众正逐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对象的时代，人们对传媒的性质认识的变化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即由对传媒强调客观报道和对权力的批判，转换到了强调传媒的“公共性”的层面。
现代传媒的发展是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性的总体战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史也可以说是近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全民动员史。
与大多从纸草纸、谷登堡等开始写起的传媒史不同，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以后所形成的总体战――国民总动员的体制的形成的角度，来描述现代社会中媒体的成立和建构过程，也可以说“本书是一本聚焦于漫长的19世纪之后的现代传媒史”。也许正是由于有如此新颖的立意，作者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一条了解现代传媒的路径。
作者认为，19世纪后半期以后，大众的国民化和信息的全球化是同时推进的。国民国家的形成和信息的国际化这两股潮流，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经由系统性的社会化而成为一体，今天的信息化社会也由此得以形成。所谓总体战体制是一个由国民总动员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置于战争状态的自我组织体系。在日本，正如人们指出“1940年体制”至今犹存那样，在高度国防体制被建构起来之后，人们又被置于名为高度经济增长、高度信息化的“总体战”的状态之下。时至今日，“动员”还未解除。
按照这一思路，作者通过具体事例论述了传媒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作者在书中罗列的历史事实也值得人们回味。如英国在与德国开战的1914年8月就成立了新闻局，专门从事对敌宣传工作。1916年12月，劳埃德・乔治战时联合内阁成立。为了鼓励斗志，成立了首相直辖的“情报局”。1917年8月，在议会中设置了“全国战争委员会”，1918年1月，该委员会被改组成统管宣传活动的“情报部”。
在历史上，德国就有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传统。19世纪末，在德国出现了注重考察新闻对于社会的影响的动向。1910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第一届社会学学会上所做的讲演中，力主把新闻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韦伯的这一提倡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了建立新闻学学科的重要性。新闻学在德国的形成虽然有赖于德意志民族的知识和思维传统，但更重要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直接促成了这一学科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闻学研究的兴盛。1916年，莱比锡大学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研究所。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传媒与战争便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不少德国人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战场上胜利了，但是被宣传打败了”。“马克斯・韦伯在《作为职业的政治》（1919年）中也提及‘断然巧妙的敌国的宣传’，论述了民众的指导者，即作为煽动者的新闻记者对大众民主主义的影响。新闻具有强大的效果的观念在社会上广为蔓延，人们便开始求助于作为政策科学的‘新闻学’”。1922年，滕尼斯出版了《舆论批判》。1926年，慕尼黑大学成立了国际新闻学会，当时的德国走在了新闻学研究的最前列。
在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美国的学术界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大众传播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战时宣传研究。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集团心理学家卢因、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和社会统计学家拉扎斯菲尔德，都是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大家，他们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式至今仍有影响。尤其是施拉姆曾写到“大众传媒的威力胜于原子弹”，后来他又将其修正为作用于个人的“皮下注射” hypodermicinjection ，首先提出了“子弹效果”说。他在伊利诺斯大学开设了美国最初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并编写了经典性的教科书《大众传播》 1949年，第一版 。
在德国、美国和英国之外，作者也对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媒体进行了考察。同样，日本的媒体也被人们视为具有“子弹”效果的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下发达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由近代报学、现代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过渡到了社会信息学的阶段。当然，发生这种转变的背景是，在公众正逐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对象的时代，人们对传媒的性质认识的变化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即由强调客观报道和对权力的批判，转换到了强调传媒的“公共性”的层面。注重传媒在提供公共性的信息方面的功能可以说当今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是“后现代”社会的意识表征。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其所赖以成立的社会现实。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才刚刚起步，大众传播研究如今仍是“显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对传媒和传播了解甚少，而且传播学也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尽管这门学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由施拉姆理论化成了一门学科，但我们并没能马上将其引进过来。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4年因《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而一举成名，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和“地球村”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早已为人所知，并对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我们对麦克卢汉这样一位预言家式的奇人也不怎么了解。如今，我们生活在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里，起初我们还不乏新奇感，但殊不知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对这种“生活环境”尤其是人们的交流方式做了精湛的描述。
比照一下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对于理解我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传媒史》也可以在多个层面上给予我们以启示。
（“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之《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编者的话
为什么要引进教材？
龚文庠（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传播学引进中国只有二三十年之久，五年前国家教育部才将它列入正式学科目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媒体产业的大改革、大发展，传播学就成了顺应时代潮流的热门学科。然而由于这是一门年轻的“舶来”学科，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尚处在从“译介”到“本土化”的初级阶段。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常感到对一些术语、概念、理论难以把握，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基于以上理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决定编选这套《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书系，分为英文版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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