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侵华战争中，随着战火蔓延，失地增加，神州大地上涌动着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地域最广、行动最为艰辛的大逃亡、大迁徙的流民。流民比例以知识分子为最高。据统计，高级知识分子中的90％，一般知识分子中的半数以上，从敌人占领区迁徙到了抗战大后方和解放区。
1938年萧军流亡到延安时留影
在日寇侵华战争中，随着战火蔓延，失地增加，神州大地上涌动着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地域最广、行动最为艰辛的大逃亡、大迁徙的流民。流民比例以知识分子为最高。据统计，高级知识分子中的90％，一般知识分子中的半数以上，从敌人占领区迁徙到了抗战大后方和解放区。
文化流民怀着一腔悲愤，历经千辛万苦去寻觅精神家园。他们中，有学贯中西的学界耆宿，学有专长的学人文士，也有青春年少的莘莘学子。日寇的入侵，不仅打破了他们美妙的强国之梦，也使他们失去了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寸土之地，他们只好跋山涉水去寻找一块栖息之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平津各大学师生的南迁
“七・七”事变发生时，学校已经放了暑假。一些名牌大学的校长和社会名流在庐山参加国是谈话会，北平的一小部分大学生参加了夏令营，大部分学生回家度假，教授们在自己的书斋里治学著述。而这正是他们即将改变生活方式和命运的严酷时刻，也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1937年8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征求了一些大学校长和名流们的意见之后，颁布了《临时大学计划纲要》，9月10日，教育部发布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骨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国家对平津几所大学的内迁有了安排，大学师生们的大迁徙便开始了。而有些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去流亡了。
清华教授们动得较早，得到成立长沙临大消息之前，他们多已离开清华园了。清华地处北平西北郊，时时受到战火威胁，不少人是先进城里暂避，后来才离平南下的。
朱自清走得较早，他把眷属安排在城内新租的黄米胡同家中，9月22日独自一人离开北平。他拎了一个旧提包，只带了几件旧衣服、几本书和随手用具，轻便地上路。他像个跑江湖的小商人，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躲过了敌人的盘查。从天津登船去青岛，船颠簸得厉害，船舱里空气污浊，即便是经常在海上航行的人也禁不住要呕吐。人们吃不下饭去，朱自清每餐能进几匙鱼肝油。10月4日，他辗转到了长沙，算是到得很早的一位。
陈寅恪是料理完老父的丧事，守孝期满之后，才于11月初急惶惶离开北平的。11月7日清晨，陈寅恪偕妻子唐?、三个女儿（9岁的流求、7岁的小彭和4个月的美延）和女仆王妈等购快车票离开家。陈寅恪扮作生意人。为防止一家人失散，他让两个大点的孩子背熟了沿途和目的地有关地址和人名。流求、小彭紧牵着父母的衣角，王妈抱着小美延，提心吊胆地通过了日本兵和中国警察的检查。
车到天津，在大沽口乘英国商船去青岛，再由青岛购联运票去长沙。谁知火车到了济南，听说日本鬼子要来了，一些火车停开，旅客见车就上，混乱至极。拖家带小的陈寅恪怎能上得车去？幸亏遇上刘清扬的眷属们已上了车，帮他们一个个由窗口爬进，才勉强上了车。刘清扬让给他们三个座位。陈寅恪买的是头等卧车票，现在一家人三个大人三个小孩，六个人只得到三等车厢的三个座位，还是人家让出的。三个大人只得直挺挺地坐着，两个大孩子挤睡在地板上。
11月20日晚，他们才到了长沙，这一路，共走了17天。到长沙后，才得知临大文学院在衡山（南岳）圣经学院。此时，长沙已临近前线，临大将西迁昆明。他又筹划着登程西行昆明了。
他们又从长沙出发，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一路走走停停，途经桂林、梧州，又乘内河轮船，经虎门，到达香港时已是1937年岁末了。由于唐?患冠心病需要静养，不宜颠簸，陈寅恪只好将一家人留在香港，租了一处租金较廉的房子，与另一位教授家属同住。他自己去了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路上又免不了再一轮的艰辛跋涉。
冯友兰是和吴有训一同走的。到了郑州，碰上了熊佛西。冯友兰邀他们到馆子里吃黄河鲤鱼。冯友兰说：“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们还是先吃一顿黄河鲤鱼吧！”
他们在馆子里饱啖了美味，心中却不免有一种怅然之感，犹如感受了一次失却家园之恨。
熊佛西喜欢养狗，吃饭时他讲了许多关于狗的故事。他说，北平许多养狗的人家，人走了，狗没法子带，只好忍痛抛弃了。那些狗，虽被主人遗弃了，却还守在门口，望着空空的院子不肯离开。他说着，不胜感慨。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犬，我们不就是丧家之犬吗？”说着，大家不禁唏嘘慨叹。
北大教授们是分批离平南下的，多数是结伴而行，也有独行的。走得较早的有杨振声、梁宗岱、沈从文等一批，钱穆、汤用彤、贺麟等一批。
钱穆只带了极简单的行李和用具，除了常穿的几件贴身替换的衣服，便是一些重要的教学笔记和几种最为看重的书籍。为防备途中被劫窃，他把书、稿藏在箱底夹层中。他忍痛丢下了搜购五年所聚藏的5万册书去流亡。在天津，与陈寅恪等相遇，陈寅恪对钱穆说：“我们两人都有胃病，晚上必得喝粥，到长沙后，你可到我家吃晚饭。”陈寅恪等走陆路，钱穆等走海路，直奔香港，再去广州，然后去长沙。到长沙后，才知文学院在南岳，又继续南行。好不容易买到车票，又在长沙车站候车，从午后直等到深夜才上车。上车后顿觉饥饿难耐，只好勒紧腰带强忍着。火车一直开到衡州才停车。三个人赶忙去买饭吃，但湖南菜辣味极强，江南人吃不惯，钱穆难以下咽。经历了千辛万苦，总算来到了南岳，但没过多久，他们又要向昆明迁徙了。
最后一批离开的北大教师是11月17日走的，有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陈雪屏、赵延抟、王烈、邱椿、周濯生、包尹辅等人。
秘书长郑天挺是强忍着丧妻之痛支撑着北大残局的。1937年春节时妻子因难产逝世，遗下了5个小儿女，长女不过13岁，幼子年仅3岁。11月17日，郑天挺离别了5个幼儿，只身与同事们赴津。他们搭“湖北轮”南下，经过青岛，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但因胶济线已断，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了香港，因粤汉路遭敌机轰炸，便又乘船到梧州，取道贵州、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陷落，学校又准备西迁了。
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教师们有的随着经济研究所和化工系去了重庆，其他系的教师大部分去长沙临大，只有少数人留在天津。去长沙的有黄钰生、杨石先、柳无忌、罗皑、陈序经、方显廷、蔡维藩、皮名举、张克忠、孙本旺等人。
化学系教授杨石先的家遭到了日寇的洗劫，离家时，除了一身单衣和一架照相机，其他财物皆荡然无存，他就这样身无长物地离开了家。他们乘车去秦皇岛，搭上一艘挪威运煤船到厦门，再经陆路去长沙。
数学系助教孙本旺在南开被炸毁、烈火熊熊燃烧之时，冒着生命危险从大火中抢出几件衣物，便跟着逃难的人群挤上火车。此后辗转数千里，历尽艰险，终于来到长沙临大。
学生们的流亡比老师要艰苦得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同家中亲人失掉了联系，有的身无分文，跟着难民的队伍南逃，见车就挤着上，夜里在破庙里栖身，有的甚至沿途乞讨。到11月20日长沙临大将开学时，旧生报到的共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学生未能按规定日期赶到长沙，有些便从此失了学。清华中文系学生王瑶，1937年6月大考完毕后回山西平遥家中度假，11月接到去长沙临大报到的通知，但未能成行，只好蜇居家中，务农，作小生意。1941年10月他坐大车离家，一路困苦不堪言状，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复学。
去西安临大的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等校师生也大抵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艰难困苦。
但是，两所临大开办不久，就由于战局变化，敌人逼进，而不得不再度迁徙。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更名西南联大；西安临大南迁汉中，成立西北联大。这些尚未放稳书桌的文化流民，只好又一次颠沛流离了。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时走的三条路线：
一、湘黔滇旅行团有男生284人，教师11人（闻一多、曾昭抡、黄钰生、李继侗、袁复礼、许维?、李嘉言、王钟山、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他们以徒步行军为主，车船为辅。1938年2月20出发，4月28日抵昆明，历时68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总计步行1300公里。
二、女生和部分教职员眷属的队伍由樊际昌等教授率领，2月中旬分批离长沙，经粤汉路去广州，乘船去香港，由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去昆明。
三、十余人的教师队伍（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郑昕等），从长沙出发，经桂林、柳州、南宁，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火车去昆明。
几队人马先后来到昆明，学校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安临大南迁汉中，全是徒步行军，只有少数年老体弱教职员和眷属，可自费乘汽车南下。全体学生、学校领导和教师分成四个大队，每队有安全员4人，每队配一套锅灶和四五个厨师，沿途搭锅灶做饭。步行至汉中便停下来，校长们急去各处觅校舍。经过40余天才找妥了地址，然后按单位分配校舍。
南方各大学师生的内迁
在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后，一些大学先是迁入租界内继续上课。圣约翰大学迁到南红路新址，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学院也陆续迁入租界地。苏州的东吴大学也搬到上海租界内上课，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部分院系皆迁到上海租界内。二战爆发后，租界内的大学也不得不离开上海迁往西南大后方了。南方多数大学的师生也多经历了离乱、流亡之苦。
南京中央大学的内迁是准备得较充分的，因而损失较小。但因缺少运输工具，农学院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不便迁移。罗家伦校长特意给牧场员工发放了安置费，对他们说，若日军逼进南京，有些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但牧场员工在技师王酋亭的组织下，硬是在战乱中将这些欧美来的良种牲畜和一些实验用的小动物，途经苏皖豫鄂四省，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到达重庆。他们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州羊、美国猪身上，慢慢行进，创造了奇迹。
地处上海吴淞口的同济大学，“八・一三”日军进攻时迁到市区内，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家民房建立了临时重伤员医院，医学院师生投入救治伤员的工作。9月，同济大学迁往浙江金华，医学院师生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在浙赣铁路沿线，分散作救死扶伤的工作。11月，日军进犯杭州湾，同济大学又西迁江西赣州，医学院迁到吉安。到赣州后，借镇台衙门作课堂，以武圣庙为学生宿舍，到1938年1月才正式上课。1938年7月又迁往广西八步。学生组织了赴桂步行队，每天走五六十里甚至近百里。许多人脚上打了泡，晚上挑破水泡擦点药，第二天再走。每日拂晓上路，翻山越岭，忍受着饥渴疲劳，夜色苍茫时才找到农家借宿，有时只能夜栖荒郊野庙，两个月后才到了八步。但一个月后，广州告急，他们又向昆明转移，年底到达昆明。1940年春，又迁徙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三年多的时间里，同济师生辗转于浙、赣、湘、桂、滇、川等省和越南，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共搬迁了6次。
浙江大学师生撤离杭州后，先迁往浙东的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泰和，接着又迁到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遵义。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迁徙5次，跨越5省，行程5000余里。浙大师生旅途的艰辛，我们可从浙大校长、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日记中窥知一二。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1940年迁到遵义，才能安稳地坐下来上课了。
内迁的高校，大多集中到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几省。重庆就集中了中央、复旦、交通、东吴、沪江、之江文理学院、武昌华中、上海医学院、国立音乐学院、南京药专、中央工业专科、中央体育专科、武昌图书馆专科、武昌艺专等25所高校。迁入成都的有金陵、齐鲁、燕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大都集中到华西坝。此外，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东北大学迁到四川三台，广西大学迁至贵州榕江，大夏大学迁到贵州赤水，唐山工学院迁至贵州平越，湘雅医学院迁到贵阳。
一些有名的中学，也有迁到内地的。
文化人的流亡
战时的大学内迁，皆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虽历经坎坷艰辛，但尚可相互帮扶、关照，自然会减轻一些困苦，而那些脑力劳动的个体户、又常是居无定所的文化人，也大多是独自流浪（也有结伴流亡的），那苦不堪言之状就更胜一筹了。“七・七”事变后，平津的文化人多去了上海或延安，“八・一三”以后，除一小部分留在上海租界“孤岛”上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多数人去了武汉、桂林、香港等地，一些人撤到延安。后来，则有大批文化人涌向重庆。
老舍是从济南走的，那时，他在齐鲁大学教书，胡?青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半幢小楼内，不久就回到北平家中，隐姓埋名找到一个国文教员的工作。老舍便一个人在外流浪。
老舍辗转来到武汉，参加筹建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并被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武汉屡遭敌机轰炸，战事吃紧，老舍随文协迁到重庆。在船上，他花5元钱买了几杯不开的水，喝了便闹了一场痢疾，在船上拉肚子、发烧。
老舍在文协不挣薪水，重庆物价飞涨，他抽的香烟档次一再往下降，后来干脆戒烟了。1942年夏，他搬到北碚。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患胃下垂病。一次，因吃搀着沙子的“八宝饭”患了急性盲肠炎。住院时医生打开腹腔，遍寻盲肠而不得，后来才在腹腔左边找到。因为他久患胃下垂，盲肠竟换了位置。
直到1943年，胡?青才带着三个孩子潜出北平，长途跋涉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
臧克家任教的临清中学“放长假”了，他从此开始流浪，遇到了好多次惊险。一次，睡在荒村里的土坑上，来了几个土匪，见他们没有油水，便失望而去。他在徐州住了一段又去武汉，住在小旅馆里，连房租加饭费，一天不过五六角钱，生活可谓艰苦。后来，他又去了重庆。为时月余，徒步千里，1942年8月14日才到重庆，此时，他正发着高烧，且身无半文。他住进了“文协”，与姚雪垠同住一室，他们都很穷，抽纸烟，只能一根一根地买，吃碗“担担面”就算是“打牙祭”了。
“八・一三”发生后，萧军于9月上旬离开上海，1938年1月去临汾，成了“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不到两个月，战火蔓延到这里，他们又要撤退了。
萧军随着“民大”的队伍长途跋涉，路上，他犯了头疼病，眼前一阵发黑，险些跌倒，一位女学生扶住了他。他在乡宁的一个小客店里睡了三天才清醒了过来。
萧军想去五台山参加游击战争，但去五台山的路已经断了，他便要去延安。
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在饥饿与疲劳中，他终于走完了120里的路程，来到了平渡渡口，挤上了最后一只渡船。船平安到达对岸。他终于踏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
那一天，他走了100里地，来到了窑店子，明天就可以到延安了。第二天，是1938年3月20日，还不到正午，他到了延安城。
为了留下一个纪念，他在延安城南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个历史瞬间的留影，一个身上背着用木棍撅着的破包袱，头戴旧毡帽，脚穿破胶鞋，右胳膊上挎着一个农民进城用的褡裢，活脱脱一个衣冠不整的流浪汉，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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