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读书报》（2005・8・3）上读到《钱锺书与鲁迅》一文，我想这真是一个好题目，可惜此类研究文章不多。这篇文章也说到，“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的名字”，钱氏很少提到。要追究其原因，我想也不必求之太深，不一定是“傲慢与轻视”。据我看，那就是钱氏怕惹是生非，以避开为佳。请看越到晚年，提到现代大人物的姓
我现在就以我的眼界范围，说说钱锺书与鲁迅，或者是钱锺书评鲁迅。我只能说我看到过一点资料，它是平常可见的，似乎没有引起学人的注意而已。今试一言之。
清代吴敬梓著《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巨著。其书在清代已有几种版本，声誉渐高。五四以后，由汪原放校点，亚东书局排印出版。汪原放请胡适作序，胡适当时正对小说考证有浓厚兴趣，就写了《吴敬梓传》代序，书乃大行于世。陈独秀、钱玄同都写文章推荐。这时新文化的领袖人物都推重此书，胡适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木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这是1920年的事。到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对这部书也给予高度评价，这些话是大家熟知的，如“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还作过这样的评价：“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当然还有具体的艺术分析，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此不多引。鲁迅的这些学术评价，现在看来是不是不可移易，可以讨论。这是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其实也是对鲁迅的研究。正如鲁迅在1930年重印《史略》时在《题记》中所说：“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而自己“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所以“诚望杰构于来哲也”。后来者总会有新的发明发现。钱锺书虽不专治中国小说史，但是他博学强记，所得资料往往可补专治小说史者的阙失。下面这一点，虽是谈的《儒林外史》，也是对鲁迅研究开拓的一个新领域。
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今见于《钱锺书散文》集中者有四则，其中就说到《儒林外史》。钱氏先从方法论上指出，“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皆不浅。”“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后一句说的是判断作者创造力的大小。从这个意义上，他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也就是说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原文有云：“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有多少？据考，第七回有二处，第十三回一处，第十四回一处，第四十六回一处。沿袭的有情节，也有对话。另有袭用古人诗句处。据此，钱氏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看来只能是指胡适和鲁迅。由于与胡适、鲁迅之著都是前二十年的，我们不能确切指定。而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氏都定曾寓目。我看，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吧，因为鲁迅著作更多艺术分析。从钱文看，我以为他的指证是确凿的。一一列举，一一对证，无可辩解。钱氏在这方面可说是特别精通。他的记忆力是太好了。凡读过他的《谈艺录》的人会发现，不论多大名气的诗人，钱氏都能在他的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近人如黄遵宪，如王国维，诗句中都有前人的痕迹宛然。更大的诗家如陆放翁，也被他穷追得无地自容。他的这种本领超常，我想如果鲁迅读到他的辩难，也会心服的吧。自然，也可以有另一种思考，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不是因为考出它的某些地方沿袭了前人，就不那么伟大了呢？也许还可以另有说法，这不是本文要说的了。我只想说，至少在这里，钱氏对鲁迅是有过严肃的学术论断的。在新的世纪里，也该有新的发现才是。我以为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新方面，钱锺书早有新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