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与军方的种种瓜葛让徐家汇观象台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的工作也为日后留存了一份珍贵的气象资料。
上海刮台风那几天，我正泡在北京的图书馆里以麦莎登陆浙江时的劲头寻找着关于“台风神父”和他的同事们在上海工作的种种蛛丝
几天后，台风到了北京。在南方任性胡为的麦莎行到北方时却变得有如小女子般柔情似水，原本预期的暴雨如注最终以一种缠绵的方式告终。淅淅沥沥的雨让8月的北京竟有了几分江南的气息。雨将天地合为一体，浸润在这样的空气里，心似乎也变得潮湿起来。坐在北方阴雨的天空下，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那是160多年前刚刚开埠的上海，那片天空多半也曾下过相同的雨……
徐家汇观象台是中国境内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气象台。和世界上许多气象台一样，它的建立应和了对台风预报的需要。但还不仅止于此。在法国人史式徽（Servière）所著《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中有这样的记述：“孟斗班将军和他的好几位亲密战友曾设想一种计划，这计划如能得到巴黎的认可，那对中国未来定将产生十分可喜的后果。在远征军从北京回来以后，梅德尔在致省会长神父的信中也提及，远征军高级参谋部的好多位军官来到上海后，认为要保存这次战争的胜利成果，最好的办法是在北京重新建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创办的科学、文学、艺术事业。这样，教会的和法国的影响能在中国上层阶层中起作用。”
1842年，南格禄神父正是揣着这样的愿望辗转来到了上海。也正因此，他在赴中国前夕曾专门修习过天文，并在出发时随身携带了几件天文仪器。在经历了漫长的海禁之后，耶稣会士们期望如他们的前辈那样以科学和教育间接传教，再续他们在17、18世纪的业绩。但当时过境迁，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耶稣会士们发现他们将要走的路不会再像他们前辈曾走过的那般艰辛。
百余年前的1724年，当雍正皇帝发布禁教令的时候，他曾对在京的三位传教士细述过此中原因：你们想使中国人都成为教徒，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教义所要求的。但是那样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很快就会成为你们君王的臣民了吗？那些皈依了你们的人已经是除了你们谁也不认，有了麻烦，他们除了你们之外，谁的话也不听。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没什么好怕的，但是当外国舰船成千上万地开进来时，灾难也许就会接踵而至了。
灾难从1840年开始变成了近在眼前的事实。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赔款、割地、开放口岸，同时开放的还有传教权。禁绝百余年的传教士又回到了中国。唐德刚曾说，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截长补短、采精取华的融合共存”，与这一“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相比，“19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盘基督化，才能‘得救’。”
文化学术不再是传教所必需的途径。于是在抵达上海之后不久，南格禄便将天文仪器放在一边，而直接开始了他作为传教士的工作。直到整整30年后，观天测候的仪器才终于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派上了用场。
1872年，法国传教士高龙盘等人在上海的徐家汇成立观象台。1879年袭击上海的台风为观象台地位的最终确立助了一臂之力。由于准确预报这次台风而使得它获得了多方信任，经由上海商会等机构委托并经清政府批准，徐家汇观象台在这一年开设了气象预测业务。这在中国境内还是首次。伴随着三十余家测候所在沿海地区的建立，一份份详尽的气象预报也送到了多国军方手中。与生俱来的与军方的种种瓜葛让徐家汇观象台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的工作也为日后留存了一份珍贵的气象资料。
在徐家汇观象台早期发展历史上，劳积勋神父以台风研究精深而闻名于当时，因此被赞誉为“台风神父”。1927年，上海的一条街道甚至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为“劳神父路”。关于劳积勋神父，有一个曾令许多中国人扼腕进而奋发的故事：1912年，日本中央气象台召集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除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之外，还邀请了英国人在香港建立的气象台、德国人在青岛建立的气象台等多家气象机构，而是年成立的中央观象台却并未在被邀之列。当时的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先生在得到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神父的通知后赶往东京准备正式出席参加会议，竟未获通过，后经劳氏建议，始获列席。此事对高鲁先生的震动是巨大的，是年底，他即邀请刚刚回国的蒋丙然共商筹备气象科事宜。
这是北方8月的夜晚，不知道是因为立秋还是因为麦莎，这一晚的空气中竟有了些微凉意。当100年前的往事穿越时空呈示于眼前，我开始思考究竟该以怎样的心情来重温并书写这段历史。我在这时读到了蒋丙然先生的文章《四十五年来我参加之中国观象事业》，它写于传教士们纷纷离境后的1957年。
其时已75岁高龄的蒋丙然先生在文章中回忆说，“中国之有气象事业，可以远溯至前清道咸之间，迄今计之，已约有百年历史，当时海禁初开，海关始创，主其事者为英人赫德，即在沿海沿江凡有海关之处，普设气象测站，而各海岛与灯塔，亦均广为设立，按其时代与勒佛利亚创制天气图不相上下，惜当时国人无过问者，乃由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任其责，虽属越俎代庖，而成绩卓著，可以在远东气象界树一帜，且其中不乏专家，如蔡尚质，劳积勋，马德赉，田华宾，龙相齐诸神父，均其翘楚，若谓其能为中国气象事业树一基础，亦非虚誉，而尤以民元以后，国人着手经营气象，徐家汇气象台中如劳积勋，马德赉，田华宾诸神父，竭诚协助，诚有可钦者焉。”
作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蒋丙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比利时，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中央观象台、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机构。1924年，蒋丙然先生率接收组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青岛观象台，并于随后成为青岛观象台回归中国主权后的第一任台长。到1937年之前，他所领导的青岛观象台曾两次应邀参加国际经度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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