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李朋义(出版家)

难得一见的休闲，2004年深秋，在维也纳美泉宫旁林荫小路上，与小松鼠邂逅

李朋义担任着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1954年出生于河北黄骅县的李朋义儿时的生活很苦，那时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当上县广播台的记者。19岁参军入伍挥泪告别母亲时，他暗下决心要在部队干出个模样儿来，当将军的梦想随着1977年大学生活的来临而渐渐远去。1980年他命里注定一般地当了编辑，那时，外研社刚成立――七八个人，30万元借款撑着。李朋义1993年当了社长，其后外研社也逐年滚雪球般壮大。90年代末当外研社大厦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时，他曾酒意微醺地走上顶楼，迎风铿锵高歌一曲《打虎上山》。2004年外研社的发行码洋达到12亿元，年利润直逼2亿元，更让他高兴的是占地130亩的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岁月留痕轻悄悄爬上李朋义的眼角发梢，多年的身体透支已把他推向亚健康状态。新晋为北外副校长后，他更是忙的不亦乐乎。通常，人们通过报端看到的都是他的雄心勃勃以及一连串见证外研社发展壮大的数字。今天，《十问李朋义》想呈现给大家的不光是他的工作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欢欣与惆怅，他的坚强与脆弱，他的汗水还有泪水。由于李朋义社长太忙，这次采访只能通过电话进行，当他说到“我视外研社为父母、家庭、子女”时，电话那端一度沉默，接着哽咽的声音传来：“嗨，有时候都不能提起外研社仨字儿，它承载着我太多的情感……”

读书报：想象一下这样的时刻：夜晚，当你关上办公室的灯，迈出外研社大厦往家里走去时，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座大楼，独自对视着这个你倾注了25年生命与激情的品牌的时候，你心里的感想是怎样的？

李朋义：我的办公楼和家里只隔着几十米远，当我看着办公楼时是欣慰，它象征着财富、积累，更给了我信心。转过身来咫尺回家的路，充满愧疚。我本以为自己是孝子，可是老母亲从老家来京看病，我不能在她左右，陪着她的只能是家人、同事、朋友。我儿子从小学到中学12年，我只开过半次家长会，那次夫人因为太忙让我替她一会儿，我只待了一个小时。获得事业成就感的同时，我失去的是天伦之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一样，不干事儿我受不了，以后再弥补我的儿子吧，如果还能弥补的话！

读书报：当《新概念英语》的作者亚历山大先生逝世后他的夫人再度来华时，外研社送给了她一个礼物――一个精美的施华洛士奇水晶相框中亚历山大亲切的笑容。面对这样一份真情的怀念，她激动得一时语塞。请问在与这样的国际大牌作者和大牌公司的版权外交中，你所注重的细节是什么？

李朋义：《新概念英语》新版是深度合作的一个先锋之作，从1992年起我就有让《新概念英语》落户外研社的构想，但那时我们的实力太单薄，后来我们的诚意和与日俱增的实力打动了亚历山大先生，由他与中国学者联袂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专门修订新版，由我们与朗文公司联合出版。这种“实力联姻”，讲求的是双方实力优势的重新组合，它以优秀选题为母体原型，针对特定的市场专门生产新生代产品。这种新型的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选题空间、出版空间，容易占据目标市场的制高点，从而可以从容地进一步充实与引导这一市场，乃至覆盖市场。《新概念英语》等一系列外语教材的成功出版，促使外研社下定决心立足于学术性、教育性出版，并开始涉足大学英语教材和中小学英语教材市场。于是，从无到有地策划、开发新产品又逐渐成为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与麦克米伦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小学英语教材《新标准英语》，高质量的教材加上强有力的营销手段，使得短短3年之内，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小学生使用了《新标准英语》。与此同时，外研社并没有忽视合理的原版引进。随着与外方合作深度的加强，外研社越来越感到制度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意义。于是，人员的培训和出版理念的更新成为外研社国际合作中的重中之重。外研社先后派遣多名骨干人员到合作伙伴处学习先进的编辑经验和管理经验。这些努力的成果正在各个经营领域逐渐彰显出来：选题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逐步趋向科学化、合理化。

读书报：今年春节，渐成规模的外研社艺术团首次汇演时，当看到陈琳教授与《思维导图》的作者托尼博赞先生缓步上台和着演员的节奏深情唱起《友谊地久天长》时，你热泪盈眶。是什么样的魅力可以凝聚人心，有什么技巧可以打造独特的外研文化？

李朋义：我所理解的企业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因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人，出版社的建设主体或者说发展的动力之源都是人。说到以人为本，我认为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员工为本，二是以作者为本，三是以读者为本。外研社对员工的关心不是一时一事的关心，而是既关心他们的眼前利益也关心他们的终身发展，让员工感觉到出版社的发展和建设与他们息息相关。从1990年至今，外研社通过各个渠道来培养人才，有脱产学习的，把员工送到英国去攻读硕士，让一些出版学的硕士在国内攻读EMBA；还有不脱产的在职进修以及各种内部培训。我相信这种对员工终身成长的关心，比高薪更有吸引力，更能留住人才。

读书报：有人说，李朋义能够打造出今天的外研社是因为他运气好，赶上了全民学英语的浪潮，除了运气好，机遇佳，你认为还有哪些因素是重要的？

李朋义：最重要的是永无止境的创新。2001年初，我们在原有的“工作室”的基础上成立“大学英语部”、“中小学英语部”、“语言学与辞书部”和“综合英语部”等八大事业部。这不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而是一次根本的制度变革。在财务集中管理的基础上，事业部分别设立独立账户，进行单独核算。财务上的单独核算使得每个事业部都责权明晰，也为社里评价每种产品对出版社总利润的贡献率提供了便利。不仅财务上独立，各事业部亦可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规划自身未来发展，对市场供求作出迅速反应。这种架构的最大好处在于将决策层从大量耗时费力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成为坚强有力的决策机构，从而集中精力研究市场环境、竞争格局的变化，专心思考出版社发展的宏观发展战略及远景规划。事业部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可以成为分支机构，成为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独立法人。在“事业部”的基础上，“出版人制度”应运而生。出版人由副社长、副总编辑一级的领导担任，带领一个或几个事业部独立开发策划选题、进行成本核算和市场营销。条件成熟时他们即可成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有独立的选题策划权、编辑管理权、市场营销权以及财权。

凡事都凭借创新才能有所发展，过去人们曾经把创新看作是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读书报：外研社与香港电讯盈科合作，构建自己的电子出版网络平台，开始涉足网络教育与电子出版，你怎样看待网上出版这个趋势？

李朋义：出版业网络出版与常规出版的比例是5：95，这个5：95是国际上的比例，国内可能更少。严格说来，中国国内有没有网络出版我不知道。所谓网络出版就是这本书通过网络出版并销售，现在我还没有听到国内有这样的做法。美国第一本网络出版物叫《骑弹而飞》，这本书就是只在网上发行的，几个美元就可以下载。现在我们有网络教育学院，提供网上的课程。收学费，里面包括教材的费用，但是还算不上网络出版物，而且也不是网上支付。我估计网络出版在国内的普及还要有一个过程，最少得三五年。网上出版是一个趋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目前，我们的出版市场成本不断提高，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出版向何处去？也许网络出版是一个办法。

读书报：你很欣赏柳传志的一句话：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在外研社的发展进程中，你借鉴了很多国外大牌出版机构的经验，每年派大量员工出国研修、实习，你一点都没有过人才流失方面的担心吗？有何约束机制吗？

李朋义：我相信两点：一、外研社对人才是有吸引力的；二、人都是有良心的。外研社对职工进一步学习没有任何约束条件，读书期间工资、奖金照发，只要求他们拿回学位来。进社10年的编辑，用5年甚至7年时间去进修、学习的大有人在。社内出国进修、留学人员绝大多数回社工作，即使不回来，我们也不强求。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如果没有这种气度和魄力，没有这种眼光，怎么能做成事呢

读书报：外研社的国际合作已经由最初的“拿来主义”发展到目前的“深度联姻”，对于未来的国际合作，你有着怎样的预测？

李朋义：外研社过去一直以外语为主的学术性、教育性出版为基本定位。在巩固外语出版的同时，我们深深体会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因此，外研社在过去一年中先后成立了汉语事业部和儿童出版事业部，打算在母语文化和少儿教育方面树立品牌，开拓一片新天地。只有拥有全球的视野，才能从深层发掘中国的市场。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外研社的国际合作能够真正呈现双向式的交流，而全新的国际行销与推广工作也能成为外研社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

读书报：你在为未来的外研社出版集团作着哪些筹划工作？发行码洋12亿元、总资产8.3亿元的今日之外研社整个发展链条中，尚有哪些不足和掣肘？

李朋义：在我看来，分支机构是构建出版集团的基石，“工作室”、“事业部”、“分公司”是出版社实现集团化运作的三部曲。我们早已撇弃了编、印、发三步曲的旧模式，现在运行的是一套以“研发、资金、营销”为核心的新型出版经营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也使事业部、发行部等各部门有了新的角色定位：事业部成为利润中心，发行部即为收入中心，职能部门构成费用中心，出版部变为成本中心。

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某些陈旧出版观念的障碍。其次在人才发展规划中，只有专家、学者型的编辑队伍是远远不够的。外研社还需要一大批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来参与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第三是管理层的知识结构问题。包括我在内的外研社8名社级干部中，有6人是学外语出身的，还有1人学计算机，1人学哲学。这种知识结构的领导层要想在21世纪带领外研社走现代出版集团之路，我感到有危机。

读书报：国外大牌出版机构的驻华公司曾频频向你和你的搭档们伸出橄榄枝，以六位甚而七位数的高薪吸引你们加盟，在一定存在过的心理徘徊后，你和你的爱将们继续留在这里奋斗付出，你们怎样培养这样的“境界”？

李朋义：我在全社大会上讲过：我视外研社为父母、家庭、子女。它是我的衣食父母、是我表演的舞台；上千个人的大家庭在这里和谐相处、牵挂关怀；我呵护着它成长。这种情义和心血是无价的。我们可能只适合这种文化，别的文化我们没有尝试过，因为舍不得。钱真的很重要，但和我们的付出与牵挂相权衡，当然我们的心血更厚重。在外研社工作保证个小康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

读书报：现在像王石、张朝阳、王秋杨这样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实践一种时尚的生存方式，他们攀缘全球几大高峰、穿越南极北极，像你这样为一个企业全情演绎甚至不惜以付出健康为代价，你如何看待这其中的价值？当有一天不再有事业的高峰需要你去跨越，退休后的李朋义，什么会来陪伴你的心灵？

李朋义：任副校长以后，我负责校内发展规划、财务、校产、培训学院、附校等，再加上外研社的工作一点儿没减，我有一些不可开交。但我可以处理好，办法是：除了每天4、5个小时的睡眠，还有吃饭，我把所有时间都搭在工作中。看着大腕们征服高峰的同时也锤炼了自己的意志，很羡慕。反观自己的落伍和不时尚，我承认我超脱不起来，事无巨细地习惯了，还是注重结果吧，那更适合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