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学术出版吗？――没问题！只是我正在乡下消夏，怕是不能面谈了！”电话那头，传来刘东爽朗的笑声。这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的教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编，聊天时所展现的博学与锐利，清晰地标示着他的人文学者身份。
读书报：你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国内学术出版界口碑一直不错，能否大致介绍一下出版这两种丛书的缘起和主旨？起步艰难吗？
刘东：这两套丛书的创办，前后相差十年，旨趣也很不一样。人们现在常把它们并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它们都由我一人主编。在此我先得讲一下，自己的阅读注意力是怎么转移的，又为什么会一身二任。最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者，目光当然都在西学，不过那主要是指西方的人文学，而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所知甚少，因为经过文革的洗劫，它连薪火相传的火种都没怎么留下。此后，我进京到李泽厚老师门下念书，博士论文的方向是做宋代美学，也就把阅读面拓宽到了中学。慢慢地，我主要是在北图的西文新书陈列室里，发现国学研究还有一个强大的对应物――国际汉学，特别是极度活跃的当代美国汉学。我觉得，它的代表作可以大大松动和丰富脑筋，有必要大规模选译过来，这才有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创立，那是1988年的事情。不过，本来在我的构想中，这套丛书还只是补充性的，没想到后来我们在三联做的那套译介西学的大丛书，居然转眼就垮掉了，倒是我本人的这点“自留地”，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了气候。
然而，自从9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在焦虑：绝不能让西学翻译停滞下去，尤其是要快点弥补我们在80年代的知识空白；也就是说，要让思想快些进入西学的精神智慧。所以等日子稍微从容一点了，我就暗中向朋友们提出建议，希望能有谁出面主事，把80年代的工作延续下去。为此，我曾经设想到了好几个人选，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我已经担负了主持译介海外中学的任务，总不能再把海外西学也压给我吧！就连“人文与社会译丛”的第一批书单，我最初也是替一个朋友开的。只可惜，说来说去也没能说服谁，就只好转过来说服自己了――认命扛着吧！
读书报：由于这两套丛书涵盖的范围比较广，选题都是哪些人来做？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刘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选题，主要是由我本人负责的，当然我会注意现有的评论，也会事先跟出版社商量。不过即使这样，自始至终也仍然没有一贯的标准。最早的标准是，只要我自己读着过瘾就好――一拍大腿，觉得那正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但后来标准不同了，不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和判断，而是取决于它在汉学学术史中的固有地位，特别等我们在北大的博士方向有了“国际汉学”之后，这种想法就更加自觉和系统了。至于“人文与社会译丛”的选题，草创之初当然由我负责，等彭刚作为副主编加入之后，我们就共同承担。我们的配合相当默契，其选择标准也较为划一：凡能激发我所说的那种“精神智慧”的晚近代表作，都应在入选之列。不过并不是所有能被选中的都能被落实。这套丛书在落实选题方面，由于竞争相对激烈，远不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那么顺手。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书单，其实是七零八落地打了折扣的，最终能完成设想的百分之二、三十就不错了。
读书报：这两套丛书前面大多不设导读，这是为什么呢？
刘东：问题是――谁够这种资格？现在有这样的自大狂，连人家大师的学生都当不好，以向人家交作业的水平，却来洋洋洒洒地写什么导读，这根本就是僭妄！把这种导读放在公认的名著前面，正好比“佛头着粪”！这样的导读，也许会受到偷懒读者的欢迎，但它却往往会作为一种误导，封杀了读者原本应当享有的自由理解空间。正因为这样，我的态度刚好相反，只要是我编的丛书，就决不赞成搞这种导读，以便让读者能有宽阔理解和慢慢进入的机会，哪怕我们卖得慢一些。有时候，作为一种无奈的妥协，我最多同意接受简短的“译后记”，但那也要进行内容的限定。
读书报：对学术书的定价问题怎么看？在购买版权的花费上，这两套丛书的情况如何
刘东：其实我不管编什么书，都希望把定价尽量压低，好让读书人买得起。在这方面，至少译林出版社跟我是有共识的，他们做得很大度，不信翻开“人文与社会译丛”看看，定价肯定是偏低的。至于购买版权的花费，相对而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要低得多，有时候甚至可以免费，或者只付象征性的费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起步较早，能够入选其中逐渐变成了一种荣誉，所以很多原作者都乐于帮忙。
读书报：学术书毕竟不同于畅销书能给出版社带来丰厚利润，现在出版社一般都是效益第一，在这方面你和出版社是怎么协调的？
刘东：其实也总是有磕磕碰碰，特别是当人家换头头的时候，有时候简直就岌岌可危。不过你要是有能力熬过来，包括具有沟通和坚忍的能力，也就逐渐熬成了传统。这种传统意味着：第一，丛书本身已成名牌，销售的渠道越来越畅通，重印率也开始提高；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丛书还是不能在账面上赢利，也已成为出版社的重要无形资产了。其实，这话说起来容易，但也可以理解为――这种传统需要你拿生命的过程去换！所以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兴之所至地创办丛书，我们有过丛书满天飞的时候，而是在丛书成为消耗和负担之后，还有足够的耐力和大度熬过来。
读书报：这两套丛书中有些书出版后反响较大，比如《历史三调》、《大分流》、《政治自由主义》、《俄国思想家》、《自由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而有的书则反应平淡，对销售情况关心吗 有没有特别应该值得国内学人注意但被忽略的书？
刘东：我向来对此兴趣不大，因为我关心的是学科本身的建设。我的哲学向来是，一个读书人既不要迂腐地躲避市场，也不要市侩地顺应市场，而要有足够的定力，以驾驭市场的方式来对抗市场――对抗这种即时交易原则所可能造成的短视效果。从这种理念出发，我甚至从不打听哪本书卖得好不好，以免下次决定选题时，受这种无聊东西干扰而看走了眼。另外，眼下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书在没有翻译之前，总能听到对它的信口开河，而一旦辛辛苦苦把它翻译过来，反倒没什么人再做声了，似乎再煽乎它也没意思了，何况这回再不好好读懂，也真不敢胡说乱讲了。我要是连这种效应都在乎，那我的丛书早就玩完了。至于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书，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至少按照我的理解――本本都是，否则我们就不会选了！而且，由于它们之间的关联、乃至彼此的辩难，原本只要真正读进去一本，就应当再注意到很多本的。
读书报：现在学术书的翻译质量一直是国内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谈谈你主编丛书时遇到的翻译上的困难？在选择译者上有什么标准
刘东：学术翻译本来就不易，而由于现行学术验收制度的恶性误导，这里的困难还被发酵了。只要翻开系里发下的表格你就可以省悟到――原来上级实际上是在鼓励你：宁可乱写一本三流以下的书，也不要翻译一本真正入流的书。他们只关心统计数字好不好看，而不关心书印出来有没有人看！说实在的，要不是总有这种外行领导在添乱，我们这些年来的工作还会顺利得多。当然即使那样，犯错误也仍然只是比率和态度的问题，而不会是有无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究竟错误与否都很难判定。比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寻找译者时，对于专业知识的要求，一向都比对英文水准的要求更高，因为现在通行的翻译惯例是，必须把英文表述中原已丢掉的意思，再根据中文习惯增添进来，而一旦没能把这方面的地雷全部挖完，就会被认为是犯了错误。然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这已经不再遵循“等值原则”，而是膨胀成了“增值原则”，那么这个值究竟怎么去增，有时候也会表现为新的问题。比如，一旦外文里的“拳民”被我们根据中文习惯增值为“义和团”，就已经意味着先入为主的道德肯定，而跟原有的上下文发生冲突了。
读书报：国内现在的学术丛书出版，除了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之外，现在新出的比较系统的如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宪政译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文库”等，能否谈一下您对这些丛书的看法？
刘东：这里牵涉到好多熟人，有些还是很要好的朋友，说好道歹都不合适。我只能更普泛地说，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只要能注重质量，包括选题质量和翻译质量，那自然是多多益善。不过，眼下要特别警惕“劣币胜优币”的问题，因为现在只要一个人先把版权买断，即使他的译本是出名的恶劣，根据现行的版权法规，也是至少十年之内只能徒唤奈何了，换句话说，这本书也就基本上跟学界无缘了。正因为这样，我要向出版界的朋友呼吁――千万不要因为手一松或者心一软，或者因为什么更加摆不上台面的原因，就出手帮着谋杀了一本书！
读书报：国内学术类书评要么就很学院化，要么大而化之，缺乏在知识圈内颇有影响力的《纽约书评》那样文风博雅、问题意识明确的评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东：说得太好了！可惜我现在实在是满负荷了，不然但凡分身有术，我都不会这么干坐着清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真希望哪个朋友扛起来！在我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缺乏既权威又公正的书评杂志，来维持基本的向心力，那么一个阅读社会，有可能虽然好书接踵而至，仍然磨合不出共同的意识来，甚至使得知识人作为一个阶层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每个读者都只读过所出图书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意识很难交叉重叠，很难在观念共享的基础上，融合出共同视域。实际上，这正是《读书》杂志曾经成功过的深层原因，它也曾经部分起到过这样的作用，尽管人们未必自觉到过这一点。
读书报：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两套丛书中即将要出版的书，做个简单介绍？
刘东：书单太长了，两套丛书的选题都已经超过100种了，我就先每样介绍5种吧。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中国近代经济史》（滨下武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岛田虔次）；《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欧文・拉铁摩尔）；《天潢贵胄：宋代中国皇族史》（贾志扬）；《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白馥兰）。
“人文与社会译丛”：《象征交换与死亡》（让・鲍德里亚尔）；《现代悲剧》（雷蒙・威廉斯）；《德国历史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弱者的武器》（詹姆斯・C.斯科特）；《秩序与历史》（5卷本）（埃里克・沃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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