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斌：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60年前，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彪炳千秋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了艰
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动员和武装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从此，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的到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36年8月，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全国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再次表达了团结抗战的诚意。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一系列谈判，推动了国民党逐步向两党合作抗日的方向转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局面。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出发，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了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保证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直至夺取最后胜利。
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全民族持久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施行全面抗战，使抗战真正成为广泛的人民战争，提出了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为了阐明抗日战争发展趋势和正确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全面考察中国持久抗战的客观依据，科学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预见，被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所证实。毛泽东还阐述了适应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即“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对全国抗战起到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理论和战略上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的指导，而且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敌后战场，并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直接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平型关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基本结束。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与此同时，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也相继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敌后的全面进军，实际上形成了在全国抗日战场中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军队以根据地为依托，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灵活战法，形成了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局面。敌后战场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主战场。1940年8月，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从1943年开始，敌后战场首先开始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牵制和消耗大量日伪军，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在全国反攻作战中，敌后军民又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敌后战场的抗日斗争，对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取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推动战争朝着最终胜利和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取得辉煌战绩，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持久抗战，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力量，逐步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为赢得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先锋队位置，接受了战争的严峻锻炼和考验，并以自己正确的主张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民族精神的振奋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根本宗旨，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搏斗，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和坚持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我国理论界和史学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理论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8月下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一书，是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过程的最新著作，这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近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史研究部门参加编写，80多位专家参加写作的作品，也是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最有代表性和资料性的专著。
胡德坤：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长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战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在东方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开始。以此为起点，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就开始了全面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呼应、里外夹击，使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这就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支持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百万大军，使日本无力配合德国从东面夹击苏联，从而有利于苏联全力进行卫国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是一个独立的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并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盟军的作战。尤其是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西进印度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将东西方法西斯国家隔离开来，使其各自孤立作战，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对其各个击破。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由此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也因此自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抗战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进而推动战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战时已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所以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中国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发起国与创立国，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前半期战争与动荡的旧时期，为世界进入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摧毁了军国主义及法西斯战争势力，并在战后对德、日等法西斯国家进行军事占领，按照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方针对其进行改造，将其导向自我发展之路。这就大大减少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欧亚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体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这导致战后东欧和东亚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苏联一起形成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在战后初期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是世界上反殖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同时，战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参战，促进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快了殖民体系的崩溃，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都渴望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发展社会经济，他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些不同类型的和平力量，共同构成了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主体力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积累了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同美英等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战争势力，共同谋划建构战后和平机制，这表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非世界大战之源。战时美苏密切合作，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战后美苏既争夺又合作、始终未发生直接战争的重要原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发展模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动摇了殖民主义的根基，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由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取得的，其中也包括参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国都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都有权分享战争胜利的果实。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维持了数百年的殖民制度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这是世界范围内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正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才改变了数百年来世界上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有主权和发展权的平等关系，形成了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的世界发展模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基础上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了以美苏为两极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既打破了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又将社会主义苏联推上世界两强之一的地位，有利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
总之，以中国抗战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摧毁了法西斯战争势力，开创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推动了战后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这场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但是中国的抗战研究在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接轨上还存在问题，突出表现在：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尚未建立、二战史料档案收集不够完善、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没有出版。而日本的《战史丛书》一共出版有102卷，在战后初期光是收集资料的就有1万多人。（采写：本报记者韩晓东）
郭必强：冈村宁次南京投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中国战区受降正式典礼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日本投降全权代表是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受降全权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历史定格在此时，日本侵略者签字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1945年9月8日，中国战区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总代表何应钦乘“美龄”号专机离芷江到南京。中午12时5分，“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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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
9月9日，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部司令部的大门口用柏枝扎起了彩坊，上面高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2个金色的大字，从大门口往里行不远，又是一座用柏枝扎起的彩坊，上书“和平永奠”四个闪闪发光的金字。再往里行，便是广场，在广场中间的道路两旁，以十步为间隔，分别竖起参加联合国的52个国家的国旗。这些国旗，将分赠给各国使馆保存，留作纪念。通过旗林，便到礼堂，礼堂门口又是一座“胜利和平”的彩坊。礼堂的廊柱全部用红、白、蓝三色彩布包了起来，礼堂中间用嫩绿的矮绸屏三面围起签字用的两条长桌，四周楼厢也用红、白、蓝三色绸布装饰。礼堂内正中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遗像的对面是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的肖像。
整个受降仪式由新六军担任警戒，士兵身着新式绿色制服，精神焕发，威武庄严。
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他们的后面站立12名士兵。受降席与投降席之四周，以白绸围起来。受降席的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军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受降的人员总计约1000余人。
中国战区参加受降的官员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司令何应钦、空军上校张廷孟、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等。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是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村、第38军参谋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日军投降代表一律身穿日军便服、光头。日本翻译木村喜男立于冈村宁次的后面。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整个过程计划按下列程序进行：
1、上午8时35分以前，各中外来宾均在规定之休息室休息。
2、上午8时35分，中国参观人员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3、上午8时40分，同盟国参观人员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4、上午8时45分，日本投降代表乘车由中国军人王武上校引导，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下车，同时由王武上校引入日军投降代表休息室。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会场庄严，肃穆，隆重：上午8时50分，中外新闻记者被允许提前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上午8时51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官入会场，各依席次坐定。
上午8时52分，由中国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会场，先到规定位置立定，向何应钦鞠躬，何命其落坐后，各依规定席次坐定，王俊中将即退入参观席。上午8时53分，何应钦宣布可以照相5分钟。
上午9时，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送呈证明文件，冈村宁次令小林浅三郎将证明文件送呈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将冈村宁次该项证明文件留下。然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上将将《日军投降书》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令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分别签字、盖章。中、外记者纷纷将此签字情形摄入镜头。然后，日方小林浅三郎将降书呈何应钦，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受降一方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盖章。至此，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00多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何应钦令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退席。当宣布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受降顺利完成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日本投降代表退席时，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投降代表等退至规定位置，向何应钦一鞠躬后，再导出会场。
接着，何应钦当场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我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以后，当日中午，何应钦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参加观礼和参加受降的军政要员和国际友人、盟国军事代表，共同庆祝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9月9日的南京，街头巷尾，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南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李德纯：日本投降前后的历史细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1944年初，我们留学生坐船去日本――那时除了日本的高官乘飞机来往外，没几个人能坐上飞机，溥仪去日本都是坐的轮船。原来我们留学生去日本都是走“关釜连路”，“关”是日本的下关，“釜”是朝鲜半岛的釜山，7个小时就能到。但是那时这条线路已经有美国的潜艇在活动了，于是改道从北朝鲜的罗京出发，走日本东海岸。我们还在罗京被扣留了一夜，等着突击检查，因为日本人怕有搞情报工作的混在我们中间。就这么在船舱里蹲了一宿，第二天才得钻出来。头上有飞机、旁边有军舰护航，气氛很紧张。经过两天三夜，终于到了东京。一看那真是萧条，街上没有几个男的了――都入伍参战去了。那时候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木质建筑已经全部被拆除，为的是防止在遭到轰炸时起火燃烧。街道两边也都挖了壕沟，混乱不堪。如果在轰炸后第二天走到街上，就会发现很多人没有眉毛――已经被烧掉了。
时间到了6月，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塞班岛登陆，驻岛日军及日本侨民全部自杀――日本人称为“玉碎”，消息传到东京，朝野一片恐慌。东条英机7月18日下台。那天我走出早稻田，向曾有1000多家旧书铺的街道走去，街上冷冷清清，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有当日的新闻，我感到整个东京都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那可以看作是日本国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时刻――日本，已经不行了。
当时日本物资奇缺。我那时候18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是饭食供应严重不足，每天都饿。只好找了些胃药――一些酵母片，一大瓶一大瓶地吃。但是黑市还有，我的一个同学每周都请我到他家包饺子吃，他就是从黑市弄来的面粉和肉。后来我要回国，同学们都让我给他们寄点心――都吃不饱啊。
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回国在当时已经是不得实现的奢望了，日本政府害怕留学生大规模回国会造成国民恐慌，因此严令禁止。我的一个日本同学带我到一家非常阔的人家，请女主人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叫高良富，是参议员。1952年5月25日，她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之一。而1953年，中国通过民间渠道帮助在中国的32000名日侨归国，高良富是日方接待代表团副团长。我记得当时高良富问我的日本同学：“你看日本将来会怎样啊？”我的同学没有回答，那年他17岁。我想不光军队，整个日本社会的士气已经没有了。
1944年8月间，我在下关等船，在候船室整整等了一夜。我看到下关的码头站着一堆一堆的中国人，都被绑着。跟我在一起的比我个高的同学――外号叫“普罗”，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宣传马列主义――就悄悄跟我说：“你看，这都是被抓来的咱们中国的劳工！”我就跟他小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旁边有人盯着我们看。邓友梅就是那个时候被抓去的，后来在富士山旁的静冈县充当廉价劳动力。我们到了釜山，转乘火车过鸭绿江进中国。还没到鸭绿江呢，坐在对面的两个人走过来盘查我们――原来是日本的秘密警察“特高”！全世界最有名的两大秘密警察，一个是德国的盖世太保，另一个就是日本的“特高”，他俩一直盯了我们一路我们都不知道。在早稻田学习的时候，每当空袭来了，我们都要戴上钢盔躲避，“普罗”居然把那头盔也带回来了，放在行李箱的上边。日本“特高”要检查我们的行李，结果我一搬箱子，头盔滑下来砸到其中一个的头上，他一下就怒了！幸亏我们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日本人很崇拜的，我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个“特高”后来只是轻轻打了我一下，就走开了。不单是我们，整个日本社会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像我是留学生，在东京上学，就不能去横滨玩去，因为那算“出境”了；还有写信，邮局都要剪开信封查看，检查完了封上，贴上“检查毕”再寄出。
1945年春，我在沈阳一家影院看电影，放的是西方电影，日本人叫“洋画”。影片演到一些俘虏在战俘营的情况，我身后坐着的两个日本妇女就小声地议论，说不知道日本战败了盟国会怎么对待他们的俘虏。普通的家庭妇女都知道，战事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时候我们站在沈阳的街头，会看到天空中滑过一些亮亮的白点，在沈阳的日本人就会很紧张。后来才知道，那是从中国起飞去轰炸日本的飞机。战争到了后期就是拼钢铁了，你看这是日本每日新闻社1975年9月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你看这扉页的大横幅照片，这是航拍的战后东京，几乎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再看这张：1945年3月10日，午夜0时8分，东京经历历时2小时40分的大轰炸，334架美军B29轰炸机共投掷19万发烧夷弹――就是燃烧弹，烧死85000人。
1945年7月间，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它彻底消灭。日本政要间意见却极不统一，陆军部极力主战，坚决反对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0万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日首相铃木拟好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提案，由天皇裕仁最后决断。8月14日，裕仁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播出。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得知这一消息，决定举行政变。他们闯入皇宫，四处搜寻，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唱片，阻止向全国广播。警卫部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投降诏书立即在电台播出。我们在沈阳听到广播之后，全城中国人都跑出来哭着笑着庆祝胜利，追打日本警察。到了晚上6点多，我弟弟还没有回家，我母亲急得直哭。我去到弟弟的学校东找西找没有找到，在他们学校后边的树林里有两个穿中国衣服的人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虽然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但是我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于是我用日语同他们讲，我来找弟弟，我的弟弟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等等。他们听完，头一歪，带我到了一间屋子，原来是日本的宪兵队！我说要带弟弟回家，但是头目说我弟弟反日，不能放，最后喊我：“滚！”带我出去的宪兵没听清，还以为要把我关起来，我发现要去的地方跟来时的路不一样，于是大喊大叫，宪兵队头目出来大骂：“滚回去！”这样我才回到家里。于是到处托人打听，找关系营救我弟弟，始终没有结果。后来苏联红军打过来，我弟弟他们才获释放。
美军进驻日本后，麦克阿瑟在日本天皇皇宫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你别看美国兵平时吊儿郎当、稀松打垮的，但是阅兵时真是威严整齐。那时围观的日本群众人山人海，一看，全傻了，全怕了――军容严整、装备精良，那武器，先进得简直都没见过。就觉得日本败得理所当然。还有，登富士山对于日本人来说意义重大，一辈子不登富士山不行。但是日本人去登山很难，中途要在半山腰过夜，而美军就开着越野吉普车轰隆隆一直往上爬。日本人很震惊。
可能是怕战败后美国兵烧杀奸淫，日本政府还专门组织了一批女志愿者――相当于慰安妇，要她们去“慰安”美国大兵。河出书房新社1995年12月出版的《图解占领下的日本》，反映的是当时的美国军人镜头下的日本，书中就有这些图片。看高高大大的美国兵搂着矮小的日本女人，真是有意思。
裕仁天皇很狡猾，投降后专门去拜见麦克阿瑟，他们在麦克阿瑟的官邸前照了一张合影，矮小的裕仁并腿垂手肃立，高大的麦克阿瑟则双手叉腰、神情得意。日本媒体坚决不排发这张照片，但是美国方面强令刊登，结果照片出来后很多日本人都哭了。
前两天，朝日新闻社给我来电话，邀我写一篇稿子。编辑跟我说，现在在日本，社会上好像对中国纪念抗战特别紧张，怎么怎么的，我当然反驳她，我说我6岁学日语，在日本留过学，在你们的最高学府念的书，坦率地讲，我比你更了解日本，日本的媒体爱起哄，喜欢夸大其词。我说我在北京很安静，没什么大事。（采写：本报记者韩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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