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
约翰・厄普代克
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日前在接受中华读书报专访时，对声誉卓著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对他译文的批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
葛浩文是近年来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最多、贡献最大的西方学者。他所指，乃厄普代克今年5月9日刊于《纽约客》杂志的长篇书评《苦竹》（Bitter Bamboo），其中论及葛氏所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两部中国小说。“读者尤其要怀疑翻译中的迷失。”厄普代克说。他援引了葛氏的译文例句，如“I knew then that I had truly fallen into the chrysalis of what transpire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苏童原文为“我知道现在我真正陷入了男女之情的大网”），“Her lips looked like a dead fish as they nibbled their way up my coiling dragon robe,producing a cheerless soughing sound”（原文为“她的失血的嘴唇像一条鱼，自下而上喙着我的衮龙锦袍，发出一种凄怆的飒飒之声”），厄普代克称，“葛教授大概在努力迎合汉语文本，”但是在“So it was a certainty that Duanwen was now licking his wounds in the residence of the Western Duke,having found safe haven at last”（苏童原文为“几乎可以确定，端文现在滞留于西王府邸中舔吮自己的伤口，他终于找到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树荫”）一句中，“英语里的陈词滥调便好像太过令人厌倦了”。
葛浩文对后一句批评显然耿耿于怀。“他连翻译都有所批评，可是他不懂中文，凭什么批评翻得好不好？所以他能提出的惟一的例子是‘舔吮他的伤口’，认为是滥套。”葛浩文对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说，“对他而言，这在英文里是个陈腔滥调，但中文原文就是这么写的，他无法对照苏童原文，以为我用了什么滥套把苏童小说译坏了。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滥套，他不过是吹毛求疵。”
他还批评了厄普代克在文学批评上所持的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可惜这位酸老头的基本心态是欧洲中心，用非常狭隘的、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有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欧洲文学。”
作为美国最有名望的中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之一，葛浩文迄今已有数十本现当代中国小说译作出版，除了莫言的《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和《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小说之外，还有苏童的《米》、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贾平凹的《浮躁》、阿来的《尘埃落定》、刘恒的《黑的雪》、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春树的《北京娃娃》，以及老舍和巴金等人的作品。
葛浩文译作等身，名望甚高，也是负责任的翻译家，但是，对其译文提出批评的不独厄普代克一人。
去年12月8日，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版头条撰文，称，尽管葛浩文盛名在外，但他在翻译此书时，或许在信达雅之间搞了些平衡，其结果便是莫言的小说虽然易读，但行文平庸，结构松散。《星期日泰晤士报》今年2月20日也刊文指出，尽管葛浩文译笔出众，但读者还是能感觉到“有某种东西迷失在翻译中了”。
当然，无一例外，这些书评家都不懂中文，所依据的只能是对英文译文的感觉。我无力评判葛浩文翻译的优劣，因而将批评家挑出的英译句子和中文原文一并罗列，以供读者参考对照。但我想，引起英文读者疑虑的译文，也许正是汉语与英语在表达方式上的本质区别使然。我不知道英语读者在阅读哈金以英文写成的小说《等待》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某种古怪的感受――或可称之为语言上的新鲜感，小说虽以英文写成，字里行间却是非常汉语化的表达。我们读赛珍珠小说的中译本，尽管书中写的是中国本土的故事，还是立刻便能知道这是译文，而非汉语原著。不过中国读者习惯了译文的风格，不觉有大异，但平日接触中国文学作品甚少的英文读者，见到异常的词句，便转而怀疑起译者的水平，想来也可以理解吧。
以当前文化和出版交流绝对不平等的态势，西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一项何其艰辛的工作，故葛浩文功莫大焉，理当赢得中国作家的集体致敬。厄普代克先生的几句非议，姑且以证据不足暂放一边，想必不会损及葛浩文教授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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