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9日7版刊载了谢泳先生《日记的用处》一文，肯定了拙作《让庐日记1941―1945》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他对日记出版方面的一些看法，读后颇多感想。谢泳先生看来是一位特别关注上世纪4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动向和社会文化心理的研究者。这一点，从沈昌文先生寄我的谢先生2001年5月11
对该文接下来的一些论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试提出以供探讨。
谢泳认为，日记应该不加删节全文出版，“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他为《让庐日记》只是一个节本感到可惜。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记载的内容事无巨细，都可能提供某方面的信息，再琐屑的细枝末节，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全景。但从日记作者的角度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让庐日记》原始文字约有五六十万字，我煞费苦心对它动了四次大手术，删节成二十几万字，砍掉约一半的篇幅，在某些地方实在是忍痛割舍。之所以这样做，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主要原因是受市场的制约，为了获得出版的可能。部头太大的稿件，往往难以被出版社接受。记得5年前第一次和李辉先生谈到这个打算时，他断然劝我压编成二十万字左右，否则很难出版。不过，也有少数已出版的日记是完整的，那要看日记的主人是何许人，如果是社会名流政要或学界大师，受“名人效应”的驱使，出版社是争着要印的，而且一字不删，连一个无关紧要的便条也收了进去。例如，三联版的《吴宓日记》，十卷本的皇皇巨著就是如此。但就我看过的一卷，大量的篇幅只是他生活起居一日三餐的记载，实在谈不上有多少文史价值。三联肯斥巨资出版这部必难畅销的书，气魄是够大的。但也不是所有知名学者都有这样的机遇。听说，对是否出版顾颉刚的二百万字学术价值很高的日记，商务印书馆就很犯难。面对无情的市场经济，出版社不得不考虑赢亏问题，也是极其自然的。
谢泳说，“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这话，对于我这个缺少名人效应的人来说，就不一定适用了。一本五六十万字的日记，事无巨细一律全收，其命运可想而知，首先是没有人肯出，既使出了，谁看？不过，我在删节时，也并非没有特意保留一些能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面貌的细节的。如例如生活用品的价格，一双鞋两年中十倍的涨幅，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的走势。宿舍伙食之差，导致了同学体质的下降，患病和悲惨的成批死亡。另方面，生活也充满了美好的方面：解馋的街头小吃，聚会游戏的疯笑，远足郊游的惬意，唱歌演戏的风靡，更不用说听名师的讲课和读一本渴望已久的书的无穷快乐。这一切，烘托了年轻学子在物质生活困苦的条件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顽强乐观向上的心态。这些细节，我想，对于使现时的年轻人了解六十年前大学生生活的实况，是有帮助的。
谢文中提到，作为史料，日记的价值“高过回忆录好多倍”。是否“好多倍”，我不知道，但总的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因为，回忆录是今人追忆往事，是以发表为目的，经过深思熟虑整理修饰等加工过程的。且时隔多年，难免有记忆失误之处，至于那些刻意自我美化的“创作”，就更不在话下。而日记是当时人记当时的事，本不打算发表，信笔书来，少有顾虑，因而自由、随意、本色，类似原汁原味的出土文物，虽然粗糙，却较可信赖。不过二者的优劣高下，也不能一概而论。回忆录中的精品，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其沉痛的自我剖析，具有永恒的文献价值。反过来，付梓的日记，也并非全无掺水作伪的可能。是真贷或赝品，都有赖于作者或后人人品的诚信度。就日记而言，我以为，要做到诚实可信，需遵循三个原则。其一，内容，可以删节（除受篇幅的制约，也要允许作者保有隐私权），但不可添加。其二，行文，除错别字和文理不通，繁体改简体外，应保持原貌。其三，涉及的人和事，必须绝对真实，至少要忠于作者当时的观感，不可杜撰。至于人名，一般应以真名出现，但如出于某种不便言明的原因不宜用真名时，允许用化名，但情节必须真实。我的日记里就是真名和化名互见的，是否恰当可以探讨。
顺便提及，谢文中有一处差误，就是谈到我1942年8月读《西风》征文集并对张爱玲文进行评说的情形，说我“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这是弄错了。我那几年的确做过作家梦，多次向刊物投稿，但从没给《西风》投过稿。我的第一篇也是获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是刊于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其他多投给《时与潮》、《东方杂志》等严肃刊物。最后一篇提倡民众教育的小说，是投给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并已获采用，但因《中原》突然停刊，便失之交臂。从陈铨转向郭沫若，可以看到那些年包括我的大学生思想左倾化的趋势。至于《西风》，我把它看作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消闲读物，不屑于投稿的。
日记出版后，得到一些朋友热心的关怀和指误，如370页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夜，应为1945年8月14日，不知怎的我记成了8月10日；96页1942年滇湎战争中的“保山”，误写成了“宝山”；217页话剧《天国春秋》作者阳翰笙误为杨村彬，以及其他。我深表感谢，在此更正，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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