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星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支如野兽般凶残的“中支那派遣军”，在抢掠、奸淫、虐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还在这座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文献扫荡”。南京大屠杀虐杀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南京“文献扫荡”掠劫去了公藏和私藏的88万余册中华文化典籍。因
这场“文化大屠杀”实际上来得更早一些。8月间，淞沪战争正在进行着，日机就对南京进行了多次大轰炸，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等均遭轰炸，损失惨重。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部长便命令其在南京的特工人员“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12月，上海日军特务部成立了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主要成员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开始对南京70多处目标收藏的图书文献进行疯狂地掠夺。在这次文献大扫荡中，满铁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是主要参与者。这些“汉籍专家”们迅速集中到南京，共有日本特工专业人员330人，士兵367人和中国搬运苦力830人，共动用卡车310辆次。
这里，我们有必要将日军特务部抽调的“汉籍专家”们的几个主要单位及其性质加以简介。
满铁大连图书馆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于1913年建成的，到1937年，建筑总面积为2670平方米。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前的形势发挥其作用”，“以供满铁会社业务上的参考”，因此，满铁的图书馆，一开始就跟满铁“代替（日本）政府经营满洲”的侵略扩张“业务”和“形势”结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足资参考决策的“开发满蒙”的各类专业资料、信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侵略中国的“政治、经济参谋本部”（日人芝田研三《满洲文化与满铁》），大连图书馆被满铁定为“参考图书馆”，除了以重金采购图籍文献，它还采用多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从我国各地和国外搜集书刊资料。
比如，1922年从哈尔滨接收了俄国后黑龙军管图书馆3万册有关研究东北、蒙古、西伯利亚地方的俄文图书资料。1923年，采购了大量东北地区的地方志、地图等各种资料，光是省、府、县志就达2300多部。1925年，收进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的西文图书500余册，中国舆图600余幅。1929年，在平津一带大批搜求中国古籍，其中包括4000多册中国医学古籍，等等。到1937年3月，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达270024册，中外文杂志652种，报纸57种。
满铁奉天图书馆也是“参考图书馆”。到1937年建筑面积为1150平方米，藏书8.8万册。它是以搜集中国省、府、县志及其他古代文献资料为主。1944年，该馆将汉文古籍和有关东西关系的西文书籍转移到大连图书馆，又与满铁总务局奉天调查室的资料课合并。调整后的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以收藏交通资料为主的图书馆。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上海设立的重点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等学府，开始设政治系和商务系，后又增设农工系。学生由精心挑选的日本青年组成，他们在这里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地理及研究当时的动态。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每年暑假，同文书院派学生深入到中国各地进行旅行考察，来调查、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地质状况。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设立的一个机构。1931年，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祁齐路（今岳阳路）建立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大楼，内附图书馆中央馆，有西文和东文书库两间，其所属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病理、卫生、细菌、药学、电机9个研究部有分馆。1933年，中央馆有藏书21000册，到了1941年，藏书达64000余册，杂志1500种。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这些单位有着各方面的“汉籍”和“中国学”的专业人员，特务部就把这些人集中到南京，来进行“文献扫荡”。
日寇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大规模掠夺中国典籍文献的，他们精心制定了劫掠中国文献文物的方案，其总方案来自日本国内的一些“中国学家”。这些所谓“中国学家”、“汉学家”其实是一批法西斯主义的信奉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也深知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六朝故都，人文荟萃，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是掠夺文化资源的一块宝地，因而作为文献大扫荡、文化大屠杀的首选之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有一些理论家、文人为侵华制造舆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更有一些“汉学家”、文人、作家充当军国主义者的谋士和吹鼓手，“七・七”事变后，日本还派到中国一支以笔为枪的“笔部队”，这是由“文学家”组成的一支特殊的侵华部队。制定文献扫荡总方案的就是这些“中国学家”们中的头面人物，其罪恶目的是，既要消灭（起码是削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又要将他们垂涎已久的中国文化丰富资源掠劫过去，据为己有。
南京“文献扫荡”攻击掠夺的目标有70余处，除了国民政府、市政府、军政部、外交部等重要军政机关所藏文献档案资料之外，还有如下几个重要藏书处：中央研究院、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山文化教育馆、几所大学，等等。
在“文献扫荡”中，中央研究院被劫汉籍33319册；国学图书馆被劫汉籍167923册，古物8件，历代名人字画464幅；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被劫汉籍1365种（不知册数），文物1679件，此外有图书文物设备167件；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山陵内）被劫汉籍5735册，古物186件。
1986年8月17日，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在日本《赤旗报》发表文章，以自己当年参加文献扫荡的亲身经历揭露一些事实。当时，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将掠夺的88万册图书劫运日本。被劫运的图书包括日本侵华战争以前种类齐全的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公报，当时最新的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比当时日本最大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那12万余册政府公报，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在掠夺的中国古籍中，仅宋版等珍贵书籍就有400余种。
青木实的文章谈到了他们的具体工作情况。他写道：
我们奉日本特务部之命，于6月底（当为1938年――引者）赶赴南京。当时，天气闷热，即便一动不动，浑身也都是汗涔涔的。我们在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工作，从这里可以清楚地望到紫金山。在这座石砌的三层大楼里，每个房间都堆放着大量的图书和杂志。据说总共有70万册。我们的工作是对这些图书进行分类，但由于数量太大，工作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我们根据“十进法”的规则，用粉笔在图书的封面上写上如“00”、“03”等，然后由苦力们搬到指定的地方去。这个工作干了两个来月，好不容易到9月初才结束。……其中有些书非常珍贵，如三千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
1941年，日本公布的《中支建设资料整理委员会业务概要》的报告也证实了这情况：
（在南京）搜集有关的图书，装满卡车。每天（向地质）调查所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主楼的一、二、三层房间里，堆积起了二百多座书山。
虽然这里把掠夺轻松地说成是“搜集有关的图书”，但还是不打自招地披露了以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规模“堆积起了二百座书山”的罪恶事实。
这是一次用作战形式进行的有计划的文献大扫荡，实是与南京大屠杀交互进行的文化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很重视这次活动，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人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
东南大学张原生曾以《日寇对南京文化典籍的大劫掠》为题著文说：
据战后统计，日军侵略南京时除了劫走中国关于财政金融、矿业、公路、水利、石油、粮食、地质资源等大批统计资料外，还掠南京地区公藏和私藏书880399册。这些文化典籍中有：写本《大清实录》6778册，古代典籍420000册，报纸合订本5261册，中文期刊合订本49000册，西文图书34000册，中、日文图书245000册等等。
日军除对南京文化典籍进行大劫掠之外，还在江苏、上海、浙江，对我中华各地收藏的文化典籍同样进行疯狂的扫荡、掠夺。
这里谈的更为具体。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图书典籍很为关心，他在写于浙大迁徙途中的日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亦可作为相佐证的资料。如：
1938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重庆）……据蒋（复聪，中央图书馆负责人――引者）云，中央图书馆所移出之书极少。在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学图书精华七八十箱，及古物陈列馆一千余箱均未取出，盖该处共藏二万箱古物，只移出一万余箱而已……
1938年五月三日星期二（泰和）……晤翼谋、左之及季梁，知南京国学图书馆共有线装书十九万卷，洋装五万卷，其中有五万已取出。以最贵重之一百十箱交与故宫博物院，藏朝天宫，而共有善本十箱署诸窟底，据闻已移出，其余则概留京。尚有三万卷之方志则由翼谋移往兴化，迄今尚在。留馆之书，则据南京报告已全数遗失矣。
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领导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成立后，便先派出了一个9人的小分队，乘坐3辆汽车从上海出发，一路寻觅猎物，他们在沿途的镇江金山寺藏经楼、镇江绍宗国学藏书楼等8处贴上了封条。进入南京后，检查了70多个藏有重要图书文献的地方，然后便大肆劫掠，这便把数量庞大得惊人的书刊文献集中到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之中，进行挑选、分类、整理。
完成了在南京和周边地区文献扫荡的任务之后，“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又与上海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日本在上海设立的以掠夺中国文化遗产为任务的机构）合并，组建成“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该会下设“中文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调来一些汉籍专家进行整理工作。
日寇在南京等地掠夺的典籍文献，大部分皆运回日本国内。近年来，有中国学者研究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状况，通过在日本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文献扫荡”和在各地掠夺文献典籍、书画碑帖以及文物标本的概况，并“参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大致查清了当年我国除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之外文献与文物被劫掠的总况。其中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的共计23675种，内含私人收藏18315种，合计为48856册。据说另有168箱，内装数目不明”。（见《团结报》2003年2月25日徐雁《南京沦陷与南京书厄》）
南京“文献扫荡”在掠夺的中国古籍中，据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大佐三四五在一次报告中透露，仅宋版等珍贵书籍就约有400余种。原最后一位馆长柿沼介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于今，八千卷楼藏书又归我们了，明代四大藏书已有两大归我们所有了。”（1994年5月29日王若、王民求：《南京“文化大屠杀”始末》）
这里所说的八千卷楼藏书，是指被掠夺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167923册中，有丁氏八千卷楼的范氏木犀香馆的旧藏本。这当然皆为十分珍贵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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