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南草坪率众默哀
加缪说过，极度的痛苦会将我们读书的乐趣褫夺殆尽。若遇极度的恐惧，其状必然更甚。在“9・11”事件过去了整整四年之后，它对
《纽约时报书评》9月11日刊出本杰明・昆克尔（Benjamin Kunkel）的封面长文，称，当“9・11”的惊天一刻渐渐远去，人们终能把目光重新投向书本的时候，美国的文学内核定然也已随之改变。但读者不得不等待数年，以使作品完成构思、编校和出版的过程。
文章说，在“9・11”之前涉及恐怖主义的小说中，恐怖分子不过是作家的文学道具。这些小说无论怎样具有现实色彩，仍属后设小说（metafiction），或关于小说的小说而已。
该报也于同日发表汤姆・雷斯（Tom Reiss）的评论，称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907年出版的《特务》（The Secret Agent），正在被评论界奉为后“9・11”时代反恐小说的经典，但它显然被过誉了。
《特务》的主人公“教授”乃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密谋炸毁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文章说，然而《特务》并未对恐怖主义有太多特殊的预见。教授所为，亦未超越其时代。因为小说情节取自1884年的实事。且自1881年至1901年的20年间，恐怖行动大盛于世界。期间，计有两位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一位法国总统（加诺），一位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一位奥匈帝国的皇后（伊丽莎白，即我们熟知的茜茜公主）和一位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被刺身亡。
而康拉德的《特务》欲阐明的重点，并不在恐怖炸弹客，而是讽刺英国和欧洲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和反恐措施。在小说中，谋爆事件成了外国势力通过特务编造的假情报，欲借此动摇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驱其采取铁腕手段镇压恐怖分子。真正的恶势力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密谋，而是非理性的过度的反恐行动。
相形之下，康拉德的另一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却甚少为人提及。文章说，此书直入恐怖分子的精神世界，从中可以看到今日之自杀式炸弹客的内心写照，不仅如此，它还深入东方与西方之间横亘的鸿沟――“披着神秘主义外衣的独裁统治”。而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宽容之心，接纳了来自东方的难民，却给这些极端分子以舞台，用以实验和展示其偏执狂和恶魔般的“动能”。书中的世界，才是今日天下乱相的精准预言，应该成为西方人理解恐怖主义问题的镜鉴。所以说，它比《特务》更有资格成为反恐小说的“真正经典”。
在《纽约时报》读到此文，其仇外和反多元文化的强烈论调，不免令人震惊。作者对历史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东方的长期掠夺，以及它给后者带来的贫困及其他社会和政治遗毒视而不见，甚至将沙俄专制统治下的民粹主义与今日之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10月）一书中如此剖析这种典型的美国人看待东方世界的方式：“把事情抽象和概括化，随之而来的，是寻求一种虚幻的西方的赐予和施舍的历史，是一次次西方人崇高的赐予的援手被忘恩负义地咬伤。”
至于康拉德，我们不必多言，萨义德早已指出：“康拉德既是反帝国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这与殖民制度把他，一个波兰移民，变成了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雇员有一定关系。”惟美国今后的反恐小说，若真在康拉德的经典辉光下，以此为创作准绳，难免不会成为真正的“恐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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