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迷雾一段被西方刻意掩盖的历史
唤起记忆一份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远瀛观遗址雪景
《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首次从法国角度全面回眸和揭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进程及其后果。作者伯纳・布立赛先生从历史陈迹之中，发掘、鉴别和取舍，以大量宝贵的史料、见证与旁证，以及史学家的评说，着重揭露英法联军洗劫和焚毁中国皇家御苑的强盗行径，明确指出西方列强对华“远征”的侵略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无疑，本书再次笔伐殖民帝国疯狂掠夺中国和破坏人类文化遗产的罪行，也给我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
伯纳・布立赛（BernardBrizay），1941年8月4日生于法国鲁昂，历史学家兼《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资深记者，已撰著出版数部关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著作。
法国人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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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国梁神父于1862年到北京，1899年成为北京主教并于1905年客死在那里（此图摄于1870年左右） |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吕所写的见证材料：“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不过，巴吕没有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诺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20岁的莫里斯・伊里松，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26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远征中国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不乏炫耀文笔才华之意，但同时也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事件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丑闻刚刚被人们遗忘。他的主要意图是要为那位法军主帅开脱责任，使之与后来备受谴责的掠夺和破坏行为脱离干系。
对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法国人应负的责任，埃里松伯爵是无法否认的，但他想让其他主犯――英国人和中国盗贼，共同承担责任。他还谈到劫数问题，认为那场浩劫在所难免，谁也阻止不了。蒙托邦和别人一样，目击了抢掠行动，但却无法阻止。对当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蒙托邦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而且为之感到痛心。但埃里松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是发生在战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过他谴责“糟蹋”行为，认为那是“犯下的唯一错误”。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这起码是人们没想到的一点，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因为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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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西洋楼残迹（1879年前后） |
埃里松继续写道：突然一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的连队。发生什么事儿了？原来是附近海淀村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对士兵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控制不住地你拥我挤，推开站岗的哨兵，“随后立即开始去拿各自中意的东西”。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要我们的人在这股人种大杂烩的人流中散去，不被其所裹挟，那就是要求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去克制自己。于是，他们像寓言里的那条狗一样，它捧着主人的午餐，开始时是守着，一旦发现餐食受损，它就会露出獠牙把它的那份吃掉。于是，我们那些军人同别人一样，跟着别人一起进去了”。
埃里松伯爵整个充当了他的主帅的辩护师。他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的。这位宿命论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将军他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绝对毫无办法。如果他们想去阻拦，他们的威信连同远征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名望、荣誉及其手下人的生命，统统都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丢失殆尽。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蒙托邦尽了他的全力，也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就这样，蒙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营帐里。格兰特也被手下的人甩在一边，独处大营。两个人都做得对。”年轻的翻译官最后这样说。他就是用这种宽恕的方式，证明蒙托邦将军的确是无能为力，从而为他开脱了责任。
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蒙托邦将军因被指控，让部下洗劫了圆明园。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然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性，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看作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能略微多发一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非常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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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四十景之蓬岛瑶台 |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他称之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想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绵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皇家宫殿被抢劫破坏的悲惨场面令埃里松感到难受。他从宫殿走到庭院，观赏这座园林，才觉得舒服些。不过他又看见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唉！”
夜幕降临时，埃里松才回到营房。他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还有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他还特别强调了英法两个军营的不同之处：“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埃里松还把士兵分成两类：精明的（少数）和大小孩（大多数）。第一类人主要是偷偷地拿走首饰、现金、古钱币、糖果盒、鼻烟盒、成套的金质餐具、珍珠项链。其他那些人则被英国人慷慨地扔给他们的、欧洲产的诸如挂钟和自动机械物件之类东西所吸引。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前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继续写道：“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当当，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幽咽，单簧管嗡鸣，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埃里松还写道，蒙托邦将军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是谁呢？看起来，作者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以后，埃里松带着孙女到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庭园散步，他非常无意地把一堆小枯树枝点燃，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看护人。埃里松注意到那人带着一枚“远征中国勋章”，他就是那个没运气的炮手迪博斯克拉尔。这个老实人还记得与蒙将军在一起的情景，他说后悔当时把自己的钱财扔掉了，他的一个炮兵战友从中国弄回来值30万法郎的宝石和珍珠，那人现在在歇尔省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的确，炮兵有方便条件，可以把他们的战利品藏在炮弹箱里，放在马匹拉的军需车里。
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48小时。
保罗・瓦兰是蒙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蒙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对圆明园一拨又一拨被洗劫的情况。他竭力挽回法国人在此事件中的荣誉，而且显然想把英国人牵扯进去。
让我们听听保罗・瓦兰的叙述：
“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似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座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大瓷坛，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精美绝伦；还有一卷卷的轴画，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放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花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的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的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保罗・瓦兰上校肯定地说，大家“在那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堆里走来走去，对任何东西都没碰一下。这是蒙托邦将军的正式命令”。之后，他们一行人走到“一个岩石和假山环绕装饰起来的人工湖边”。有一座桥架在人工湖的供水渠上。跨过桥，来到第三座宝殿，它更小些，但里面非常高雅。作者大胆地设想道：“按照这个殿的大小、装饰和陈设，大家会想到，生活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皇帝，对于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来说，应该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世俗之人。”再往后就是皇帝和皇后的接见厅和起居室以及裘皮和衣裙存放间。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需要再去描绘那些宫殿里面的东西。要去形容那些物质的和艺术的珍品已感词穷。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时那个景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依保罗・瓦兰所说，在他们初次巡访的那天上午，直到10点钟的时候，被拿走的东西还不多。但是，这些巡访者的赞美之情很快就被一种“较为粗俗的感情”所代替，也就是“对看得眼睛发直摸得手心发痒的各式各样的财宝的占有欲”，塔克西尔・德洛尔如是说。
（本版摘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伯纳・布立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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