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并世而立，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两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开其端，中华书局承其绪。它们都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不可缺少的部分，以他们的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出版物及其读者，影响了近世社会的阅读风尚，灌溉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园地。
夏瑞芳商务印书馆 奠基人陆费逵 中华书局创始人
张元济 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参与、主持、领导商务近60年
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并世而立，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两家出版社。就创立时间延续之长、出版市场占有份额之大，社会影响之巨来看，当时的中国出版界没有第三家出版社可与二者相比。倘若将这两家出版社作一比较，可以说恰似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史上的北大与清华。又假如说北大与清华还不好分出轩轾，那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则可以说如同竞赛中的冠军和亚军。
异同之比较
这两家并世而立的出版社，既有其同也有其异，异与同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先说同。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中心创立，大上海商业化的社会土壤培育了它们，虽然在它们身上还可以看得到若干封建残余的成分，但它们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大出版企业。而近代教育的兴起又让它们成了新式教科书的制造所，甚至可以说它们都由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起家，教科书不仅成为主营业务，也成为其主持人强国富民的理想所寄。商务与中华的发行所在福州路上比邻而居，它们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业，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编辑、印刷、发行、分馆（局），甚至学校以及图书资料，其组织结构、经营格局、生产规模，也大同小异，它们的企业定位又同样是那样地准确。
从成立起，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成为高校以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聚集的两个中心，于是它们也就成了由中国近代一批文化人主持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企业，也是一种安心立命的事业，张元济的“扶助教育为己任，故向书林努力来”的矢志，陆费逵的“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的自我体认，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精神是何其相似乃尔。“教育救国”“出版救国”成了转型为新知识分子的那一代出版人的一种新传统。商务人和中华人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出版人的代表，成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者。就对于近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贡献而言，商务与中华是任何其他的业态比不了的。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发展的历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都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它们百折而不回。商务早经1914年前后的橡胶风波和夏瑞芳遇刺而不倒，后经1931年“一二八国难”而复兴，中华也经历了“民六危机”而起死回生。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更是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迁移后方继续开展业务。他们走出困境的毅力，克服困难的勇气，乃是现代出版的一笔宝贵财富。
商务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工作母机”，在经营和人才等许多方面，中华大体也就只能是“拷贝”商务。时间下行，越百年和千年，这就是抹不去的出版之同，绕不了的历史之同。
再说异。
这两家出版业是不同时代的进步产物。就两家出版机构的产生来说，都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不过从两家先后成立的时间上看，一个产生于变法前一年，一个成立于革命后一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是维新思潮的产物，一个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它们折射了不同的时代意义。商务的主要代表人张元济是维新变法的边缘参与者，因变法失利而南下与主持商务的夏瑞芳结识并结合，中华的代表人物陆费逵是辛亥革命的非主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从事革命活动，他预料到革命将要发生，并成功成立了以发行适应民国需要的教科书为业务的中华书局。
商务的早期主持人张元济等由维新而入出版，张由翰林而入于商，中华的开创者与主持人陆费逵少年即参加革命党，由自学而入文化殿堂，这一点对于两家后来的发展不能不有很大的指向上的制约。这一点决定了这样一种格局：虽然商务也有趋新的一面，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商务偏向于保守，以“在商言商”为其贯穿始终的经营宗旨，后来者王云五也多少要“萧规曹随”。中华的当家人陆费逵对民国建立后的政治，在认识上比张元济敏感，似乎中华出的书在政治方面比商务也要开放一些。中华相对趋于革新，在出版物的指向上也体现出这一特点。
在经营格局上，虽然编、印、发体系大体相同，但中华在印刷方面后来居上，其机器设备更为先进，承接了大部分的彩印业务。中华还在报上刊出过广告，题曰《中华书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王云五的商务在30年代放弃了印刷后，中华的印刷更是取得了优势。这也导致了两家在后期经营格局上的不同面目。于是有研究者指出，商务与中华两家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或正相反，商务以印刷起家而发展到以出版为主，中华以出版起家而发展到以印刷为主。
在外部公关上，中华和商务都注重疏通与官方的关系，但中华具有更多的官方色彩，带一点官督民办的色彩，中华的股份，后来很注重走官方的路子，孔祥熙更任过中华书局董事会主席，中华能将印钞拿到手里，就和它官方路子走通了大有关系。
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偏重于严，中华偏向于和。自张元济时代起，商务就制订了许多制度，以严管著称，细致到查看各分馆考勤表，还起用杨端六制订现代会计制度，张本人更立得直坐得正，不循私情。王云五也推行过科学管理法，据说此公每日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若洪钟节节高，被称为“平升三级”，到馆之后，“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商务在管理方式上确乎是制度严密，执行严格。在当时的书业同人心目中，“商务的组织真很严密而精良，非常佩服”。中华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一点，陆费逵平实亲和，陆本人在谈中华员工待遇时，也说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新任总编辑舒新城明显地感受到了：“我常想这样的事业环境，似乎不是现在一般社会所能有，而我在中华，曾亲切地享受了十几个月。”舒还有一段日记：“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其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习惯法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亦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钱歌川也回忆，中华书局在陆费伯鸿先生领导下，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无论走到何处，只要有中华书局的地方，就一定可获得照顾。
同是共有的价值，异是自具面目。异与同不是绝对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普遍的法则，也是商务与中华的生命法则。同是价值，也是风采，异也是价值，也是风采。
竞争加合作
商务与中华是近代出版业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华在创办的过程中就充分显示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竞争的产物，其起点之高，是后来的出版业很少有的，它一上来就直接瞄准和盯住商务，抢占高地，并且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对先行者的全面冲击。
对陆费逵创办新的出版机构，商务高层虽然有所防备，但还是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以后两家在所有的出版领域都形成全面竞争的态势。在出版物领域，双方的教科书、工具书、古籍、杂志各不相让，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则有《词源》是最有名的竞争，商务创办了有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在创业之初就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在出版环节，在印刷方面，在发行方面，两家竞争格局确然形成，双方更在全国以至海外争相建立分局分馆，各达数十处之多。虽然在总体上说商务占优，但在某些方面中华也处强，如前说彩色印刷方面。王云五也曾说他的竞争对手，在一切方面都不肯放过。这种同业竞争是中国近代出版的重彩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的前行。当时人就有论说：“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也确实如此，商务的教科书在中华出现之前，由于一家独大不大注意修订，中华的出现逼迫它正视提高教科书的质量。不仅如此，两家竞争，也降低了教科书的价格，让学生和家长得到了实惠。
竞争中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商务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确实具有难以移易的领先性，中华的基本策略则是“跟进”。商务每开创于前，中华必跟进于后，而且跟进速度之快，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差。跟进，不是跟风和跟潮，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模仿中创新与超越，你有我也有，你有我更优。中华的跟进也是一种眼光，其一，要选择适当的跟进目标，建立后发优势；其二，在中华跟进之后，其他的出版者基本上不可能再跟进。这是中华的高明。中华的跟进，既提供了一种书业运作范式，也确实促进了近代出版业的共同发展。
竞争的关键是质量，旧中国的图书质量以商务、以中华为最，不能不是竞争的结果。中华书局辑印《四部备要》，敢于悬赏挑错，说明他们对于自家图书质量的自信。竞争还得依赖多种营销手段，两家市场运作的手段可谓是现代出版业的老祖宗，如提高服务质量，如让利销售，如大打广告仗。以广告为例，双方为推广自己的教科书，曾大登其广告，一两个月内就在《申报》这样的大报，各自竟刊出六七次之多,沪上最大报纸《申报》于是成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图书宣传竞争的主战场。在竞争中，为了维护己方利益，双方甚至不惜对簿公堂。如1919年中华出版的译作《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一书中，将已与日资脱离的商务仍作为日资合股，译本未作说明，商务便发起诉讼，结果中华赔付1万元名誉损失费。
但竞争者之间也有合作，有合作的竞争才能真正促进竞争。合作有多种方式。一是在危机中寻求合并。1917年中华遭遇“民六危机”，两家曾进行过合并的谈判，虽未成，但谈判持续差不近半年之久。幸得当年主事之人，未将两家合并，才有后来中国的出版活剧。二是针对第三方的竞争而建构合作体系，以巩固现有格局。为对付新起的世界书局在教科书方面发起的冲击波，两家一度共同出资建立了国民书局来推销廉价教科书。但世界书局还是没被挤出教科书市场，国民书局不久却因资本送完而停业。三是为了自身利益协调，双方采取合作。1921年底，中华与商务这对老对手间就签订了关于销售小学教科书的协议，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发售折扣、回佣、赠品、对分局补贴限制以及违约罚款等。四是在以弱抗强方面形成合作。如向国家有关当局争取教科书政策和用纸方面，两家也常常能达成合谋。1938年邹韬奋以生活书店名义发起中性出版社联合抗议，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图书审查办法，中华的陆费逵和商务的王云五首先签名响应。
贤俊之士常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但历史常常就是瑜亮并世而同辉。竞争与合作是商务与中华并世同辉的保障。
冠军与亚军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一座丰碑，中华书局无疑是又一座丰碑。
就时间的长短而言，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现代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两家出版社，商务行世早，到1949年，商务52年，中华历37年。就出版物的品种、数量以及营业规模来看，也以商务为最，中华次之。商务资本达到500万元，1902 1950年上半年，商务印书馆共出书15116种。从几个重要年份看，商务年出新书量约占全国一半。1936年商务为4938册。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在这一年，也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种数1118，册数2279。1937年“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
商务印书馆开其端，中华书局承其绪。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多是导夫先路者，但中华也并不仅是一个平庸的跟风者，他也有自己的创造，前面说过，他的出版物永远都可以与商务媲美，中华的彩印（包括印钞）更超出商务，成为亚洲之最。不仅如此，他还有自己的经营之道，还有自己的文化自觉。
商务是老大，中华便只能是老二。在商务和中华的有关文件和函件中，往往也将商务和中华互称或自称为甲和乙，是不是也含有这种老大与老二认同的意味，也未可知。
在中国，人们对于冠军，一向都很重视，往往会给予许多的光环。对于亚军，关注的目光却不是很多。但亚军的意义不容低估。一方面，有了亚军的存在，冠军才具有风采，冠亚军本来就互为依存的条件，互为促进的酵素，何况中华还是一个出色的跟跑者。另一方面，亚军本身也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的冠军与中华书局作为亚军，都有自己的席位，商务有商务的贡献，中华有中华的价值，它们都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商务以夏瑞方、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们的业绩，滋润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中华则以陆费逵、舒新城们的功劳，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多样，提供了一个构建后发优势永远进取的竞争模式。商务与中华两者，都以他们的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出版物及其读者，影响了近世社会的阅读风尚，灌溉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园地。
不可以想像，缺少中华的近代出版会是什么格局！
近世中国向有“商、中、世、大、开”五大出版社之说，商、中不言而喻，“世”是指世界书局，“大”为大东书局，“开”乃开明书店。在中华之后，还有世界、大东、开明等，也是载入出版史的出版机构。但平心而论，学界对于中华书局以及世、大、开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对于这样一种历史的欠缺，应该予以弥补。以历史的眼光而论，我们既为出版的冠军喝彩，也为出版的亚军鼓掌，或许还应该向季军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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