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因为撰写新闻传播学术文章的需要，笔者花了很大功夫，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宋史》，但是，在阅读中笔者很惊讶地发现，我们以往在“中国新闻史”中对于“邸报”称呼在《宋史》中的表述，竟然是不准确的和错误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是哪一个的问题，对于中国新闻史是渊源考察的重要课题。
“邸报”的称呼公认起源于宋代。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八《邸报》条中这样论述道：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无前例状上枢密院，然後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
1927年,中国第一部历史新闻学著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了,至此中国新闻学形成了要素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闻学达到了成熟阶段，这本书也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该书成为了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
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完全认同顾炎武的三条“邸报”称呼证据，说这是“‘邸报’见于史册之始”，而这一结论对后续学者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王洪祥的《中国新闻史》、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都认同了戈的说法――也就是认同了这三句历史证据，在这些著作中都广泛加以引用。
但是，不幸的是，笔者根据此三条“证据”对《宋史》进行研究，发现顾炎武所提到的《吕溱传》（列传）（卷三百二十列传第七十九）和《刘奉世传》（列传）（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到“邸报”的字眼（在顾炎武的引文中即很明显）；而只有《曹辅传》（列传）（卷三百五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一）明确有“邸报”字眼。笔者则在阅读中却另外发现有两篇列传用到了“邸报”字眼，它们分别是“近观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历诋大臣，……”（卷三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四十二《辛次膺列传》）和“……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卷四百五列传第一百六十四《刘黻列传》）。这真让笔者大跌眼镜。
很明显，有关于“邸报”在《宋史》中的叙述的确是三处，而且是明确“邸报”字眼的叙述，但是却不完全是顾炎武在《日知录》的表述“（邸吏辄先期）报”、“（腾）报”和“（辄）报”，因为“报”这个常用字眼，在《宋史》中的表述是难以尽数的。
我的结论是，学术是一个来不得半点花架子的严肃事情，搞学术，如果不考证，轻易相信别人的叙述，那么，这不仅仅是毁灭自己的学术身份和地位，更要紧的是，因为以讹传讹而对后世的流毒影响，则是最大的祸患。
所以，笔者很郑重地呼吁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者，赶紧修正错误，不要让错继续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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