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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2005-09-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近代德国统一进程的三个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演绎中向前发展,是平常的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通常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当英、法等国形成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后,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德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才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近代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的完成,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不只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德国的统一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作用下呈现分阶段、波浪式推进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它实际上经历了民族意识的文化认同、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普鲁士领导下的政治统一等三个发展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邢来顺文)

对内外因关系的再思考

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观点做绝对化、模式化的理解,会与生活实践不符。内外因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的一对关系,当实践者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改变对象时,相互作用已经作为前提被包含在内。所谓内外因谁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即是对此相互作用的评判问题。这一问题极为复杂,须依具体情况而定。无论内因的作用还是外因的作用,决定的还是非决定的,都是相对于某种情况、意义、角度、时空范围等而言的,没有简单的定论和一成不变的模式。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任何变化都要通过内因方能达成,但变化走向何处,是否与人的愿望或发展目标相吻合,则不是单纯内因能够决定的,它取决于内外因的互动,并因此也给外因的作用留出很大一块空间,以至于我们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说,内因提供了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外因提供了发展变化的现实性,二者的作用只有依据发展实践的具体情况,才能予以恰当定位。(《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鲁鹏文)

“纯粹哲学”刍议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第一个全面论述“纯粹哲学”的哲学家,在认识论上提出纯粹知识区别于经验知识,在伦理学上阐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律,在美学上论证审美判断是纯粹的形式的判断。我们说的“纯粹哲学”,首先是指哲学的最抽象的普遍性,这是区别于实证科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哲学的优越之处。哲学的普遍性是人高度抽象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完全超越于感觉经验,是一种“纯思”活动。哲学上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并不是“打坐”、“对壁”的玄想得来的,而是人们理性思维对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事物进行科学抽象的结果,它是以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其次是哲学的超功利性。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没有掺杂主观内容,才是哲学比较客观地、如实地对待事物,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也正因为如此,哲学才能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引导人们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而显现出哲学“无用之大用”、“无用之中有大用”的价值。“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是哲学中两个层次的问题,纯粹哲学或元哲学是“实践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杨寿堪文)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晁福林文)

毛泽东对民主认识的误区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民主作为新政权建立的目标之一。然而,毛泽东晚年在民主问题上出现了理论上的偏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只把民主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标的思想。这一思想无疑会在理论上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过程中不具有唯一性和不变性,它可以被否定、舍弃。这样一个结论把民主变成了任意取舍、可有可无的东西。(《理论前沿》2005年第14期夏继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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