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沙飞、王辉夫妇在河北张家口
一1950年3月4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三科科长张鼎中来到石家庄华
张鼎中问：你是沙飞同志吗？
来者正是沙飞，中国革命战争摄影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和《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业绩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内容。他所拍摄的在鲁迅去世前夕参加上海青年木刻研讨会上的系列照片，已经成为后人认识鲁迅形象的重要参照。他所拍摄的八路军奋战在长城边上的现场照片，也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图像象征。他所拍摄的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与工作照，也让后人对这位无私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保留了直观的感受。可就在这一天，这位注定要名垂千古的人，却站在一间简陋的房子中央，正在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几个月以前，精神失控的沙飞用手枪亲自杀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津泽胜。
张鼎中用单调的声音宣读完华北军区军法处的判决书，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令人难熬的、虽然短暂、其实却非常漫长的可怕仪式。
沙飞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他把胡子刮了，把衣服全穿上。系裤带时，沙飞冲着站在一旁的一个名叫韩彬的同事笑了笑，说：“咱们永不相见了。你最了解我，将来为我说话。”韩彬给沙飞穿上鞋子，说：“慷慨就义去吧！”跟着就哭了。沙飞仰着头笑笑，然后闭上眼睛，从容出去。
当时大概没有谁会意识到，沙飞的口袋里装着一只小铁盒，里头是他当年拍摄鲁迅的全部底片。此前，白求恩大夫送给沙飞的一部莱丁娜相机一直在他身边。
迎接沙飞的是宣判会，地点就在他杀死日本医生津泽胜的那所和平医院的小广场上。医院的人都来参加了，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全体日本人。55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可以想象那个沉重而凝滞的时刻，现场所笼罩着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气氛。不管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他们对眼前的悲剧是不会有更深入的思考的。只有经过时间的遂道，后人如我去重组那惊人的一幕时，悲剧才化为无法抹除的印痕，让短暂的生命成为历史永恒的绝响。
永恒的绝响如今成了英雄末路的悲壮景观：
和平医院的司机焦恩开着美国军用吉普，把宣判后的沙飞拉去一处荒地。陪同前往的是军法处的两个人，他们同时也是执行枪决的人。汽车开到现场后，车里三人一起下去，然后并排往前走。沙飞走在中间。他昂着头，默不做声。开始时是三人走的，走出二三百米后，一个人站住了，让另外两个人继续往前。又走了百多米时，其中一个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飞孤零零一个人往前走去。这时，先停留下来的那个军人向旁边移动几步，回头向站在一旁的持枪者举了举手。这时，持枪者突然立正，向沙飞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就朝着他的背影瞄准。沙飞依然如故，只等着那致命的一枪。那一枪响了，沙飞倒了下去，脸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
那一年沙飞38岁。
现场没有摄影师。沙飞最后看到的是蓝天和土地，而不是摄影机镜头。历史没有留下可以让我们看到的视觉纪录，所有细节都保存在记忆当中。而且，这记忆还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但是，现场却有一个年轻的女兵，目睹了行刑的一切。她看得目瞪口呆。她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眼前的一切却又那样地真实，不容任何怀疑。她先是本能地堵住了耳朵，然后用手蒙住双眼。她透过指缝看到了历史的一幕。随着响过的枪声，她和身边惊恐的人群一起跑了过去。她看到站在沙飞后面的军人也快步向前。军人把躺在地上的沙飞的遗体轻轻地翻转过来，为他正了正军帽，拉平弄皱了的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脸上的黄土与血渍。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已经闭上了双眼的人。他多么年轻英俊。她哭了。周围的人们也都哭了。这时，一辆马车走过来，军人和赶车的老人一起把车上的棺木抬了下来。他们拿了张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然后把沙飞轻轻地抬进去放好，再把盖子钉上，接着就放进预先挖好的土坑中，掩上黄土。他们的动作迟缓，谁也没有说话。现场除了人们轻微的呼吸声和喘息声外，居然鸦雀无声。
很多年以后，当年年轻的女兵早就白发苍苍，却在深圳沙飞的摄影展上重新找到了她青春的记忆与思念。;
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沙飞摄于1938年春
二我相信，当沙飞的女儿王雁开始寻找她父亲的踪影时，她的内心一定翻腾着历史的巨澜。她从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里面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代表着一段人们不愿提起的悲哀往事。父亲这个概念还代表着一个少女刻骨铭心的寻找。女儿在许多年以后，在为父亲所写的传记的前言中，这样谈到了她的寻找：
“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的身边。在家里她从来不会提起父亲。其实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认真地告诉过我关于父亲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了解自己的父亲。
“196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前夕，趁母亲出差时，偷偷打开了一只从未见她开过的旧木箱。在一个黄色的牛皮包里有个小铁盒，里面果然有我坚信应该有的东西：父亲年轻时穿西装的照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合影、父亲在广州桂林影展的会刊、父亲未写完的自传、1950年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关于判处沙飞极刑的判决书等文件。
“我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生与死！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我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血缘把我和他紧紧地联在一起。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馆翻拍，把文件都抄下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照片、判决书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我还把全家合影送给北京的儿时知心朋友汪兴华，让她与我分享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她的父亲汪克明将军和那时才三岁的她及同胞姐姐建华都曾是父亲的病友，在父亲癫狂的日子里，他们给过他友谊与欢乐。
“岁月匆匆流逝，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王雁少女时代的个人寻找终于变成了成年以后历经沧桑的社会行为。她行色匆匆，采访了所有她所能找到的、和父亲有过交往的朋友，寻问当年所有与父亲有关的细节，然后一段一段地去重组这被遗忘的历史，去拼合这一幕曾经多么伟大的场景。她寻找，而且，她很快发现，她的寻找并不孤独。有多少人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寻找被有意或无意遗忘掉的历史。历史对所有的后人都太重要了。寻找历史让后人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然后又让他们在重组过往细节的过程中，咀嚼悲剧的真实意义。
所以，少女时代王雁的感受也是所有对历史有责任感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今天，就在沙飞逝世55周年的时候，寻找沙飞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摄影史的重要内容。没有这个来自广东开平司徒家庭的热情而决绝的人，没有他的影像努力，抗日战争的历史可能就显得不完整！
三让我们还是回到那可怕的历史细节中去吧，因为在那些个零零散散的细节当中，蕴含着沙飞的伟大与不幸，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
1949年冬天，沙飞因为结核病住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每天面对着为他精心治病的日本医生津泽胜。这时无人知晓的是，沙飞的精神已经开始滑入失控的状态中。当时沙飞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大事”是什么。当他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说他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时，他的同志们大概也同样处于糊涂的状态中，对沙飞精神的变化毫无觉察，只是意识到眼前的沙飞有点怪异，有点不可理喻，有点神经质。直到许多天以后，也就是1949年12月15日下午1时许，沙飞终于实施了他心目中的“大事”，亲手枪杀了无辜的日本医生津泽胜之后，他的同志们才明白沙飞所说的“大事”意味着什么。
历史的纪录是这样的：沙飞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日本医生马上就倒地了。然后沙飞走了过去，边冷笑边对准医生的头部再补了致命的一枪。
残酷的战争极大地损害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心灵，使得内心涌动的仇恨上升为非理智的巨浪，最终淹没了他的卓越思想与精彩生命。但是，导致沙飞精神失控的原因，在我看来却更为深远。他那句众人皆视为疯子所说的“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话，恰恰是他短暂一生的最真实的写照。沙飞的一生，不就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他虽然过早去世，而且去世得让人扼腕叹息，但对比他那惊天动地的大事，悲剧本身却又显得渺小了。
说实话，当沙飞对准津泽胜开枪时，他的悲剧真的是很具体的。然而，从他年轻时离开优厚的生活环境，只身一人抛家弃子独往上海求学时，这个人的一生悲剧就已经开始了。
沙飞的一生就是出走。从普通正常的离家出走去投奔革命，去战争前沿拍照，到最后用自己的手亲自为出走的人生划上血红色的句号，都一一标示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残酷困境。沙飞的出走唯一值得兴幸的是，他还同时留下了影像纪录，留下后人寻绎历史真相的路径。
沙飞把枪对准了无辜的津泽胜医生。一个无辜的人和另一个无辜的人合在一起，写就了一段奇特的历史。在沙飞失控的头脑里，津泽胜医生转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号，用以承载无法去除的仇恨。我相信所有人，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后人，都在为两个无辜的生命惋惜，并为两个生命的消失而承载无边的苦难。而关键的问题是，当沙飞已经走进一个民族灾难的深处时，他已经无力再走出来了。他义无反顾地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同时，已经无法从那大事中再次出走。他刚好完成了他的生命的全部使命，然后就用生命来为自己所干的大事作一番祭奠了。他的不归路走到了尽头，就只好用生命来了断余下的人生。
这说明，沙飞是用了整个的生命去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大事的。
从1950年3月4日那个可怕的日子算起，到今年为止，沙飞去世已经有55年整了。55年后再来寻找沙飞，就发现他成就了那一段伟大的历史。是的，沙飞是个悲剧，但那是何等的悲剧？那悲剧透着铁色，在历史深处闪耀着，再也不会消失了。
《我的父亲沙飞》 王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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