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过早年的日记在1955年胡风冤案中被查抄，下落不明。“文革”后，老先生复出尚未平反时，即开始重新记日记――这些日记自1979年8月22日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累积下来的日记本有厚厚的一摞。每天晚上客人走完后，便是记日记的时间，老人的手有些抖，但仍然竭尽全力――感觉几乎是用笔
贾先生的日记以前已经出了两本，一本是收入2000年出版的《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中的《平反日记》（1979―1981），一本是收入去年出版的《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的《退休前后》（1985―1987），现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正好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能够显示先生在那个平反之后早春时节的生活状态。
到过贾府的人都知道，先生家里的客人，几乎每日都是一拨走了，一拨又来，流水似的。翻翻《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就会发现，那些日子，先生家的客人来得还要多。每个客人来了，先生都热诚相待，而每一个客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故事，有些讲给了先生，便在日记中留下了踪迹。人的生命竟也像流水一样，在这些纸上会合了，波澜不惊，下面却是惊涛骇浪。
贾先生50年代教过的学生，在1955年的时候都受到了牵累，先生平反复出后，却都重新汇聚到先生周围，没有一点怨言，而且后来每年都相约着一起来为先生过寿――师生关系相处到这种程度，也算得上“贵相知乎心”了。《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便记载着这第一次过寿的情景，先生在日记里感动地写到：这在复旦历史上，恐怕还是“史无前例”的吧？经过患难的考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真实地显示了出来。
其实，即使在忧患爆发的当时，这种真情便已经存在着，虽然有些故事，多年之后才知道。譬如，贾先生在1984年5月24日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下午，老同学张忠孝来，她多年都在《光明日报》工作，我们不相见已近三十多年了，她的爱人詹铭新在‘文革’中自尽，她也由一个小姑娘成了一个做了外婆的老太太。据她说，1955年我出事时，当时在人事部工作的同学陈仰周发起保我活动，要大家签名。张泽厚签了，受到迫害。信转到《光明日报》被领导扣了，张忠孝未能签名，在‘文革’中才得知此事，而陈仰周同学却从此没有音讯，迄今生死不明。我听了，非常难过，……”短短的几行字，记载的不但是一桩往事，更牵涉到了多少人的命运，而这仅仅是一例而已。
施昌东是贾先生50年代的得意弟子，因为和先生的关系，此后许多年受到迫害，但他却在逆境中成为颇有造诣的美学家。先生复出后，师生情谊更胜往昔，施昌东却被查出患了癌症。在癌病房，施昌东对多年关怀他的先生说：“贾先生，你对我比我的父亲还好……”在《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记载了施昌东患病一直到去世后料理后事的始末，而施昌东去世后多少年，先生一直为他的心血化成的遗著（长篇自传体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的出版费了很大心血，也终于看到这部小说面世――不过，那已经是记载在《退休前后》中的事了。
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也记载着一些有趣的奇怪的人和事。他年轻时期的朋友曹白，也是颇有影响的“七月派”作家，多年来足不出户，有一次听说先生去参加赵树理会议，竟然写信来问先生和赵树理谈得怎么样――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曹白到先生家来吃饭，吃到中途，来了别人，他匆匆离去――因为他怕生人！
不过，《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中也并不只是和过去的牵连，那个早春的季节里，先生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也并非全是“鸿儒”，而与有的年轻朋友结识的原因也颇别具一格，有一次，一位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把先生的腿撞折了，他很紧张，先生却不予追究，说是会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就这么一来二去成了朋友，而这样结识的朋友也竟然是真朋友――1984年5月22日，上海地震，那时先生还没睡，屋墙轻摇动，大家都起来了，那位把先生的腿碰伤的男青年的妻子特地奔来，把先生扶到宿舍门口马路上安坐下来，与众友邻一起张伞避祸。
先生还有一个亲密的小朋友，是他刚刚复出时邻居工人小卞的儿子，日记里亲切地喊他“小毛头”。小毛头如今已经是个很大的大小伙子了，不知道他看到先生这么多年的日记时会有何感想――这里面，记载了他的出生和他慢慢成长的过程，其中免不了挫折，不过很多大概他自己都忘记了吧。1984年1月2日，先生的日记中郑重其事地这么写到：“小毛头就是我们1984年请的第二个客人。”
老人在思考着，朋友和客人们川流不息地带来自己的故事和传闻，年轻人在成长着，这些历年积累的字纸纪录着时间流逝的踪迹，不，纪录着时间本身――而许多许多的人的时间汇聚着，就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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