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现在，坐在普实克的亲生女儿面前，我感到似乎是在同自己的姐姐一起，追忆着父亲的往事。
普实克的唯一女儿卡特瑞娜与李梅教授; 张代中/摄影
;200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我作为《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文版译者之一，来到了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唯一女儿卡特瑞娜・马尔莎科娃 KaterinaMarsalková 的家中。
热情稳重的女主人卡特瑞娜，住在距离布拉格市中心总统城堡不远的一座别墅里。她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那里环境优美，在树林、青草和小桥之间的朴实无华的小楼，便是普实克生前的故居。据卡特瑞娜介绍，这所住宅是他父亲生前亲自选择并且购买下来的。我发现，普实克确实很有审美眼光，正如我们在他的《中国――我的姐妹》书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是一位品位极高、观点，视野深邃的中国文化、文物鉴赏家和内行。
我非常惊奇地环视了一下这个呈现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古老住宅。它犹如一座天然的博物馆，墙上挂的、桌旁摆放的，都是中国著名的画家、名人的字画，其中包括康有为的手迹，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为他题赠的亲笔诗画。床边的墙壁上是具有东方风格的壁毯。从房间里便可以眺望美丽的布拉格风光。书房里的四壁，都被塞得满满的书架所占据。这不禁令人想起了《中国――我的姐妹》书中的“购书热”等章节里的描写。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女主人刻意为客人到访而布置的，因为她的日常生活就安排在这里。
“爸爸就是坐在这里去世的。”卡特瑞娜指着靠窗的一个旧沙发说。
于是，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普实克的一生开始了。女主人特意拿出了家中珍藏的一本看来是历经沧桑的旧相册。卡特瑞娜翻弄着那已经发黄的相片，这个家族的前辈们所遗留下来的照片寥寥无几，她解释着说，除了在童年时代拍摄的相片以外，她父亲生前留下的照片并不多。他一生不喜欢照相，也从没有刻意地去让人家给自己拍照。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至少他到了老年时，可以凭借那些照片来追忆往事呀。”
脸色凝重地卡特瑞娜答道：“因为对爸爸来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是最重要的，我爸爸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对他来说，做出姿态让人拍照很不自然，刻意留下的照片，未必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它们反映表面上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我从小就记得，父亲从来也不去翻看什么照片呀，像册什么的。我们家的这本老像册，是因为你们来了，想了解一下父亲的生平，我才找出来的。”
卡特瑞娜接着开始讲述父亲写作《中国――我的姐妹》这本书的往事。“我父亲于1906年生在布拉格。我的祖父在我父亲四岁时就去世了，我的祖母就带着年幼的父亲回了老家，那是一个叫布德宁－乌沃基茨纳（Budeninu Voticna）的村庄，父亲的养父母虽然生活在农村，却是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的教育对父亲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父亲12岁时，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布拉格上学，在当时捷克著名的依拉塞克高中读书。高中毕业后，他被录取到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世界古典民族以及拜占庭的历史。多年之后，在1940年，当他把自己刚刚出版的《中国――我的姐妹》（捷克文版）一书放在当时已经处于生命弥留之际的养父的病榻前时，据说老人是带着欣慰的笑容离开这个世界的。”卡特瑞娜指着一张模糊不清的小照片对我说：“这就是他的养父母。”可惜，那张珍贵的照片我已经无法翻拍清楚了。
“那您的父亲普实克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汉学家之路的呢？汉语是很难学的呀！”因为捷克人经常以同样的问题来问我，究竟是如何开始学习捷克语的，于是，我也好奇地把这一问题向她提了出来。
“父亲是偶然走上这条路的，他并没有刻意地去设计自己的前程，”耿直的卡特瑞娜说道，“他先学的是历史，后来他自修汉语，因为学习努力，成绩不错，获得了奖学金，所以去瑞典学习了中文。1928到1930年，他师从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汉学教授高本汉。1930年，他获得查理大学历史专业文学博士学位，并且继续在德国的莱比锡市师从海尼希教授学习汉语，1932年，捷克东方研究所派他到中国学习了三年，他在北京的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学习了经济历史，并且与当时众多著名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历史、社会学、艺术界的名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结下了私人间的深厚友谊。1934―1937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中国文学。30年代期间，他在美国的贝克勒举办了两个月的中国文学培训班。1938―1939年他回到捷克后，在捷克兹林市的高等人民中学教授汉语，从而帮助捷克兹林市的鞋王企业家托马什・拔佳向东南亚和香港推销捷克的皮鞋产品。他也为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书籍编目（1938―1940年间），曾经在布拉格东方研究所教授当代汉语和日语（1938－1946年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拒绝了德国请他赴德工作的邀请。他到过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还去了美国。他的英语是自学的，他以同样的方式又自学了德语、法语、瑞典语、希腊语和俄语，罗马尼亚语等等。”
听到这里，我内心不由地又多了一层对这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家的钦佩。我参与翻译的这本书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坐在普实克的亲生女儿面前，我感到似乎是在同自己的姐姐一起，追忆着父亲的往事。
1945年，普实克被任命为捷克查理文学院副教授，同年，他在查大创立了语言学和远东历史学教研室。他积极筹办了《新东方》杂志。1947年，他被任命为编外教授，1948年被任命为查理文学院的汉语、日语以及文学专业的正教授。同时，他还在捷克奥罗木茨市的帕拉茨基大学讲课。1948年，他成为东方研究所的行政副主席，1952年被选为查理大学文学院的副系主任。1954年，他担任了查理文学院远东语言和历史教研室的主任。1955年，普什克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他在东方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71年退休，从1952年起，他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为什么普实克不像我们时常接触到的某些外国人那样，看不起黄皮肤的中国人，而在心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呢？他的女儿说的好：父亲懂的外语多，接触到的文化多种多样，他得出的论点是，无论对任何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首先要深入地去了解它们，了解其语言，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以及文学作品和社会等等，只有通过对它们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够产生理解，产生同情以及共鸣。普实克是中国通，是中国文化的宣传者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在《中国――我的姐妹》一书出版多年以后，在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洗礼和中捷两国的历史变迁后，仍然对中国一往情深，他曾经在《中国――我的姐妹》一书的再版说明中说过：对于我的《中国》一书的再版，总的来说，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说的，已经在书里说过了……，中国的基础问题……，我认为我抓得比较准，因为我已经深深地溶入了她的文字记载历史之中了。所以凭心而论，我可以保留下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画面，而不做任何改变。
卡特瑞娜还说，父亲是她心中作为男人的偶像，他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无论在什么境遇里，他总是豁达乐观，他说过，生活中没有他过不去的坎。他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也不乏年轻漂亮的知心女友，他曾经三次结婚。第一位夫人是他在书中提到的自己的同行――汉学家伏拉斯塔・希斯尔斯卡（Vlasta Hislska），她因病死于1968年。第二位夫人也是位汉学家，名叫贝尔塔・克莱布索娃（Berta Krebsová），她一心搞专业，不愿意生孩子，之后与普实克离婚。在经历了前两次婚姻后，普实克非常想要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他爱上了与他一起整理从中国带回的大量图书的女图书馆员奥尔嘉・赫尔特高娃，两人于1947年结婚，次年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那就是卡特瑞娜。
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的几年里，由于曾在电台里发表了反对入侵的讲话，曾经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的普实克无奈地退休了。退休后，他眼看自己亲手建立起的捷克汉学研究每况愈下，不由得情绪低落，他死于1980年的复活节。2006年，普实克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卡特瑞娜说，她已经与儿子去扫了墓――她的儿子马三礼目前继承了外祖父的行业，在查理大学教汉语。
前不久，在我回国之前，特地又一次去看望了卡特瑞娜一家，并且给他们带去了刚刚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的《中国――我的姐妹》，卡特瑞娜手捧书本，激动地好久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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