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十年前，哪怕就是五年前，美国学者埃里克・古尔德的这本《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在中国出现，都为时尚早。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体制”还没有面临如此强劲的“市场化”的挑战。这本专著被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使得它真的能“生逢其时”。因为在我们的大学改革进入“攻玉”阶段的时候，“它山之石”的借鉴
当然，这本书在美国也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按理说，“市场化”对美国大学来说早就成为了老问题，或者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但事实是，“大学－市场”的张力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在埃里克・古尔德所呈现的美国教育现象中尽显无遗。换言之，在市场与大学之间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点”？美国社会在21世纪的初期仍在做着调整，作者正试图为这种调整指出一条新途。
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如美国）还是“初步发展”的（如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教育理想”与“市场动力”的交互作用，都是棘手的难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方面确实是“水火难容”的，这从作者对大学所要生产的“两种知识”可以找到根基。一方面，大学必须要生产“商品知识”供学生消费，这种知识就是在工作中发挥直接作用的知识，包括职业培训和为职业培训做准备的培训、政策诠释、发明及专利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遵循传统必然要生产“象征性知识”供学生分享，这种知识就是价值观判断、道德伦理、文化、审美、哲学思辨以及与思想科学相关的知识。这两方面形成的紧张关系，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单凭“学术性和象征性知识”的现代认知，大学在现代市场社会结构里显然并不能栖身，而只受市场驱动而单纯地保留“市场价值”知识的唯一性，大学及其悠久传统所保有的“人文价值”就必被无情消解。这种冲突被埃里克・古尔德形容为另一种“文化战争”。
其中，埃里克・古尔德特别关注的是“通识文科”和“人文学科”知识的现代命运，尤其是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美国大学中的命运。就此而言，埃里克・古尔德既非一位死死抱住“传统通识教育模式”不放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位主张干脆抛弃通识教育的激进主义者，而是力图在两者之间走一条折衷的路。他反对将大学的通识教育看作教职工为了让自己和学生远离商学院而独立存在的“象牙塔”，而是要在更广泛的前后关联和文化环境中，来重新定位一种新的“通识教育”。
由此，作者提出了两点革新的理念，都针对着传统通识教育的“死穴”而出：其一是“通识教育仍不留情面地保留着专业化和以课程为中心的做法”，相反，要开拓出跨学科主题和综合性课题上的思路，要针对重大社会及学术问题设计出跨学科问题解决方案，以避免过分沉溺于专业主义之中。其二是通识教育（liberale ducation）的中“liberal”一词的意义多元化而难以被确定，从而很难达成“主体间”的普遍赞同和一致，由此孳生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美国尽管一直强调高等教育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联，这本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却将这些价值观委托给了高等教育的“教育市场”和“公司式的宣传实践”。这样，在美国就没有开发出和使命相联系的、并能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识教育的“综合理论”。同样面临的情况还在于，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欧洲旧式古典神学院的文化价值观早就失去了统治地位。如此一来，旧的已经无情地逝去，新的却仍未建立起来，这正是美国大学理念（包括通识教育之道）所直面的“夹缝中生存”的历史境遇。
面对这种悖谬的境遇，埃里克・古尔德在美国本土传统中找到了得以重建的思想资源。这就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曾经倡导的“实用主义的人文主义”（pragmatic humanism）。
人文主义是欧洲的历史传统，在通识教育中得以尽显，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思想；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传统，在专业主义和实用知识的生产中得到体现，强调的是直达“目的”的实用理念。这两方面的结合，正是在杜威身后所要走出的美国式道路――“实用主义的人文主义化”或“人文主义的实用主义化”。然而，这种思路却一度被“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流理论所放弃，埃里克・古尔德在此的“旧话重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反拨一味强调知识理性而忽视人文建构的主导思潮。
因为，在当代美国大学中，“象征意义价值”（Symbolic value）与“交易价值”（exchange value）的生产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两方面的确是并存的，它们共同铸就了美国大学的所谓“复合型使命”。只要承载这种使命，就既不能忽视了人文学术知识的传承，从而积极推动今天的“自由人文主义”，也不能不顾市场规则的规约，从而符合于一种“功利主义的合理性”（utilitarian rationality）。这或许才是一条适合美国自身发展的“大学－市场”的共赢之路。
如此生发开来，中国的大学与市场之间，究竟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张力关系呢？显然，完全地向市场“倒戈”并不足取，这样做的后果而今被日益凸现出来，但是，仍按照传统人文教育的保守模式去发展，也并不能与时俱进。无疑，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当今中国都是严重存在的。因此，能否在中国本土的“实用理性”与大学理应承当的“人文精神”之间，走出一条既适应市场规律又不离人文理念的崭新的“大学之道”？这就不仅仅是脑子中的理论问题了，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走好脚下的路。中国的大学的“复合型使命”的确任重而道远。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美]埃里克・古尔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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