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人文编辑室主任，“名师讲课实录”策划编辑
读书报：为什么想到要策划“名师讲课实录”这样的选题呢？
赵明节：说
另外，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将近二十年了，由于一直在大学出版社，基于出版社本身的定位，我编辑了不少学术著作，有些是自己策划的，也有一些是社里分配的任务，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学术著作的销售都很不好，说起来令人气短。我不敢说这些学术著作都是精品，但是，这些著作之中，确实有不少是很有学术含量的，内容厚重，在学术积累与文化传承方面绝对有不可忽视甚至无法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让人苦恼的是，即便是学术精品，即便辛辛苦苦地编辑、加工、制作，出版以后仍然遭受冷遇，销售量基本在一两千册，达到三千册就很不错了，很少有五千册以上的，相反，有些著作的销售还达不到一千册，最惨的还不到五百册。这是我自己亲身遭遇的，因此，我对学术著作的市场潜力大感困惑，真不知道市场到底怎么了。“名师讲课实录”是我试图打开学术图书市场的一种方式。
读书报：你说的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我也基本清楚，各个出版社似乎都差不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出版界流行“两个效益”之说，学术著作发行量虽然很少，经济效益无足观，但是否可以说，它还是充分实现了社会效益这个功能呢？
赵明节：恐怕还不宜这样乐观地评估。虽然我基本认同两个效益的提法，但我同时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不宜分开来谈的。按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一定的销售量，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是很难产生的，因此也就无法谈到社会效益的充分实现。你想啊，一部学术著作凭什么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当然是通过读者的购买、阅读、消化、吸收。只有读者接受了，著作者的思想、观点才能寻找到传播的依托，著作者的辛勤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学术著作的社会价值才能有实现的途径。如果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以后无人问津，除了有限的赠阅，基本无法传播，社会效益如何体现？社会价值在哪里？著作者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读书报：这样说来，你是想通过《大学名师讲课实录》这个项目的运作，为学术图书寻找一个出版方向？
赵明节：确实如此。正是因为痛感学术著作发行太难，我曾经多年反思，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学术著作发行乏力。我觉得，除了大家都感受到的流通环节不畅――缺少有力的中盘，销售商对当地市场的需求估计不足等――导致供需脱节――在出版社销售难的同时，还存在着读者买书难――之外，恐怕还有学术著作本身的原因，或者说，还有著作者自身的不足。
不知你是否有同感，我个人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们的学术著作大多面孔严肃乃至刻板，语言瘦硬生涩。尤其是那些涉及西方学术的著作，不少不仅“涩”，而且“晦”，让人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大概著作者本来也没怎么弄明白，一味引用、推演，越闹越糊涂。这还是就内容比较优秀的著作而言，排除了那些仅仅为出版而操作的所谓“著作”。我就纳闷了：这些著作者是不是成心要让人望而却步、莫测高深？否则，为什么要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弄得那样云遮雾障甚至面目可憎呢？难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吗？我真的很怀疑，有些著作者是不是有意为之，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问。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弄，久而久之，学术著作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定格了，其市场生命力也因此而萎缩、干枯乃至绝灭。
但是，这样不行啊！不仅学术自身必须生存与发展，我们做出版的，对弘扬学术也有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得想辙。于是，我想到了做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做出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面目迥然不同的风格与样式，希望以此别开生面的形态为学术的普及与大众化趟出一条路子。
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出版方向，毋宁说是一种出版形态。“讲课实录”的学术内涵并不因其形态所拥有的亲和力而减弱，事实上，我在策划、组稿时恰恰是首先强调学术的分量。这与以往所理解的学术著作没什么两样。
读书报：在具体组稿时，你如何界定“大学名师”的标准呢？
赵明节：标准是有的，否则就无从着手了。我这里对“大学名师”的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造诣精深，在本专业里属于国内优秀学人，甚至是领军人物；二是深谙教学艺术，课堂教学效果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读书报：据我所知，图书市场上有很多种这类以课堂讲授为蓝本制作而成的图书，大家不约而同地取相同或相似的途径，说明什么问题？你如何评说这个出版现象？
赵明节：我一直在留意，这几年，确实有一些出版社在做类似的选题。比如，三联书店的“三联讲坛”系列（可知的选目有6种）、团结出版社的“名牌大学名师讲堂”系列（已出版6种）、鹭江出版社的“名师讲义”系列（11种），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五讲”系列）（已出版30余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系列 “×××十讲（论）”系列 也可归入这个类型。此外，某些出版社还有一些单个品种，但似乎不是有意识地朝丛书的方向发展，像商务印书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
不同的出版社朝着大致相同的路子走，确实耐人寻味。这说明大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感受，都在谋求学术图书出版的新形式，都想为学术著作的出版与普及开辟新的途径。同时，这也说明，出版社在理性地思考，在积极地策划，在以主动的姿态介入作者的成书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来稿。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扭转学术著作的行文风格、开拓学术图书的生存空间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进而推进学术的普及、扩大学术的社会影响、确立学术的尊严，本来就应该是具有文化责任感、使命感、道义感的出版社所孜孜以求的。
读书报：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你认为学术著作的出版前景怎样？传统的写作模式真的没有生命力了吗？难道非得以“讲课实录”的方式来弘扬学术？学术的普及与大众化是否存在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赵明节：正常情况下，学术著作的出版很难火暴，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当然，这也不排除特殊时期（如198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80年代的头几年）或个别品种的畅销。这种特殊性，都是有自身的原因的，未可作为通例。正确认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其实，不火暴并不意味着滞销乃至惨淡，可供努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一部学术著作按传统方式推出通常只能销售两三千册，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其外在形态或开辟更有效的销售渠道而使其销售翻番呢？我觉得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有的甚至恐怕还不止翻一番呢。能够翻番，就是不错的成绩了。
我并不认为只有“讲课实录”的形式才是学术著作面世的唯一有效形态，也不认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弘扬学术。传统的书斋写作仍然有效，关键在于怎么写。如果著作者心里始终想着读者，始终把文章风格的通俗平易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那么，书斋写作的成品照样应该是容易被读者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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