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留给我们的财富

陈原先生生前最后的回忆性文字《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前不久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陈原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从香港北上的人生经历。日前，该书的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陈原先生的朋友、同事汇聚一堂，深情回顾了和陈原先生的交往，表达了对陈原先生人格魅力、渊博学识与出版理念的敬仰。

石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我跟陈原同志很早就认识，可惜直接的工作交往很少。他是我非常敬仰的前辈，他的学识、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一代前辈的高度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原同志在文革当中搞辞书规划，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最后出版了100多部辞书。文革中很多书都不能出，出版事业受到的破坏比较严重。当时出辞书是非常困难的，陈原同志能提出这么好的出版规划，并且最后能够实行，对我们的出版事业，对后来出版工作的恢复，有着重大意义。

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那年陈原同志80岁，当时总署召开会议，陈原同志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讲网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当时，网络对很多人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特别是对年纪大的人来讲更是陌生，而陈原同志在台上侃侃而谈，谈他从网络中得到的生活乐趣，再加上他演说的口才，我当时在下面听了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享受。

沈仁干（原国家版权局副局长）

陈原先生很爱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不是喊口号，而是凭他的工作体现出来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去参加世界语协会在国外举行的会议，当时有人说你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现在让你出国了，能不能留下来？陈原同志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文革是党发动的，如果党有什么错误，我要回去帮助我们的党改正，不能留下来。陈原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很关心别人。比如他总是要给司机准备点心，出差回来总要给司机捎一点东西。有人说这是小恩小惠，是拉拢。这其实体现着对人关心，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陈原同志从没有说我是一个领导干部。

许力以（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他是中国进步文化界的先进分子，《我的小屋，我的梦》反映出他在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他也是中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他80多年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符合中国追求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标准。

他一生都是爱国的，他学习各种语言，为的是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特别是他学会了世界语；他对新生事物很有追求，解放后，他的年纪已相当大，还在学电脑，学网络（我现在也会电脑，会打字，部分是受他的影响）；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反映到他所主管的工作，特别是在他参与主管、编纂的辞书工作方面；他对待出版工作异常严谨，他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沈昌文（原三联书店总经理）

在陈原的后辈中，我大概追随他最久，从1954年8月到现在，正好51年。当年我有幸跟陈原老坐对面，做他的秘书。那时他对我的启蒙很多，在工作中一天到晚跟我交流。

几十年来，在他身边工作久了，后来即使我不再跟他共事，也总去他的小屋。我每过一两个月就会去他府上拜访，经常陪他聊天，之后到隔壁的餐馆吃日本菜。很遗憾，文革期间，因为我是他的秘书，造反派要我鸣锣开道，于是我不得不揭发陈原，主要罪状就是他请我吃饭，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腐蚀我的内容就是他要我读书，告诉我做出版不读书是不行的。我在文革期间是很对不起陈原老的。

现在回忆陈原老，值得后辈学习的方面太多了，有些我是永远学不到的，比如他的文采，他的勤奋。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原的才学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有一个中心，就是党的宣传。我最初读他的地理方面的书，发现这完全是政治家写的地理学著作，他是要宣传党当时的抗日主张。他一度跟我讲他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也是因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需要。这一辈老出版家的原则性非常强。

他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面，我也是受他的影响才学习使用电脑，现在我是75岁老头中不多的玩电脑的一个。另外，陈原老比较早注意到版权问题，他总跟我探讨版权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讲管理科学，陈原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了。

吴道弘（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的小屋，我的梦》是陈原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尽管他只写到解放前，没有继续写下去。这本书反映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化出版史。

他在书中叙述了很多事情，回忆了很多人。他说小屋也是他的书房，不是平静的书房，是有精灵在那儿的，是激情生活的书房。我知道陈原先生懂得世界语，但看了这本书以后才对他在世界语方面的造诣、成就有所了解，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常常用世界语沟通。说陈原是世界语专家没错，说他是翻译家没错，说他是地理学家也没错。他在书中说他的“梦”实际上是一种追求，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跟时代有着紧密联系，所以他的小屋不是平静的书斋。尽管陈原先生在这本书中没有写学术论文，但是内容是很具体的，生动、风趣，总结的经验非常宝贵。

1950年2月我在上海到三联书店工作，那时候的领导就是陈原，所以我一开始参加工作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他在审稿的时候，看英文稿子要重读原文，不用花太长的时间，但是能把问题全都看出来。那时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对同事非常关心，后来到北京工作实际就是他动员我来的，当时我才20几岁，在南方没有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天气怎么样？他就跟我讲北京的情况。

方厚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

这本书是1999年陈原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在病床上想起要写的，他出院以后到2005年1月完稿。他曾说这是他在最后一间小屋里做的一个最美丽的梦。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同时也想到很多往事。

陈原的女儿讲到父亲生前唯一惦记的就是出版这本书，希望他的文字能够给大家留一点记忆。今天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他最美丽的梦也得到实现了。这本书编排的内容很好，我想陈原老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他21岁参加新知书店的工作，担任编辑。一生中勤于读书、编书、译书、著书、出书，他真的做到了“为书的一生”。

他的知识非常广博，而且处理工作的能力非常强。文革时期陈原先生抓辞书编纂工作，我记得在一个很冷的小屋里，他每天都来上班，带着一个录音机，讲话，做工作。1975年周总理批了辞书规划以后，陈原先生负责辞源的修订，后来他担任《汉语大辞典》的顾问。

1979年中国版协成立以后，陈原先生最早提出要创办第一部中国出版年鉴，这个计划提出以后放在研究室。当时我对此毫无经验，陈原先生告诉我们怎么编年鉴，框架怎么设计，怎么突出重点、反映特色……他指示商务印书馆按最快的速度出版，于是多年来大家的愿望终于实现。

胡企林（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

在读这本书以前我主要是了解1973年以后的陈原，但这本书反映了抗日以后一直到从香港北上的陈原，弥补了我的不足。

书中的版式设计带有陈原独特的风格，书中的很多照片（比如陈原和夫人的合影）是非常珍贵的。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校对很仔细，我看了两遍没有发现一个错字，这是很不容易的。读这本书是一种享受，是美的满足，我从当中吸取的养分是不可计量的。书里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幽默当中显露着机锋，生动丰富的语言当中不断激发着智慧的火花。

几十年间，陈原同志在广州、桂林、曲江、上海、北京等地的小屋里做了这样那样的梦，有语言梦、文化梦、诗歌梦等等，但是这些梦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这一点是始终不渝的。有的梦想成真了，有的梦转变了，留在记忆中，有的梦境改变成了新的梦。侵略者曾三次炸毁他在桂林等地的小屋，但是他的梦没有被炸毁，他的信念久而弥坚。

陈原通过他的勤奋梦想成真。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有幸在陈原隔壁办公，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非常勤奋，每天按时上班，晚上加班。他的房间经常是夜里亮着灯，在看书。他的小屋摆满了书，他的办公室也摆着大量的书，看不完的书。这些书当然不是摆设，他都仔细地看。所以他做报告也好，做决策也好，是有根有据的，很有说服力。

他是优秀的出版家，22岁的时候就开始他的编辑和写作生涯。他在一间小屋里写成第一部著作，此后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他说做出版工作就是要尊重前人、想着后人。所谓尊重前人就是要重视传统，尊重古今中外前人包括今人的文化成果，所谓想着后人就是想着你的出版成果能给后人留下什么。他这样想、这样说也这样做。他的几十年出版生涯，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能成为现实。

王新善（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

陈原先生为什么要用《我的小屋，我的梦》做书名呢？他的小屋我去过，确实像他书中所写的样子。“我的小屋”表明陈原的谦虚和淡泊，“梦”是他想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实际上他的小屋虽小，住的却是一个大作家；他的小屋虽小，出的是大作品；他的小屋虽小，议论的却是中国出版大事。有一点是比较遗憾的，他在这本书中只写到解放。他的小屋所起的作用更大的是在解放后。这一段书中没有写确实是一个遗憾，可能是他身体的原因。

他退休两个月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并经常读。他在信中谈到人事问题，讲对人要如何看待，对总编室、对编辑如何看待，甚至讲到如何对待作者来信，不答复或拖延都应该在总编室的监督下坚决改正。他退下来以后还在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在出版界，陈原是我最钦佩的一个人，一位有学问的出版家。

柳凤运（商务印书馆原编审）

这本书是陈原先生写给他家人的。解放以后这一段他的家人是了解的，所以他在书中就没有多写。他的苦恼、他的希望家人也都会理解。

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要出版一些语言学著作，我做他的“助手”，我的能力水平远远不够，但是他的信任给了我很大鼓舞。在谈论书稿的间隙，有幸能够听他一段一段谈他的历史，我经常追忆他讲了什么东西。限于我的年龄和经历，对他讲述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往往记不下来，非常遗憾，特别是他生病以后。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后，真是觉得一种酣畅的愉快，他在书中把我曾经听到的、想要了解的东西全部明明白白地写下来了。

他退休以后，当时《赵元任年谱》的出版遇到了困难。后来这个稿子交到我这儿，我也是拿不定主意，要做这个选题得把我累死，要是不做有点可惜。后来我就请陈原先生看看，他说 正好，我干 ，没想到他对赵元任这么了解，比我看了稿子以后知道得还多，他非常钦佩赵元任先生。他看了稿子后说这不是刻板的年谱，而是鲜活的、非常有特点的年谱，这个稿子稍微加工就行了，要保持原汁原味。结果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把这个选题做出来了。然后他又推动《赵元任全集》的出版，赵元任的著作年代久远，出版很困难，不会给出版社带来经济利益。陈原先生建议不要全部推出，一年出两本，一年出两本，慢慢出，最后回头一看就是一套完整的《赵元任全集》。

陈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非常理解某件事情公正不公正，但是他有一句话“烦恼对我只有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全部扔掉，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每个人都有烦恼，他的小屋马桶不断地漏水，非常狭窄的厨房也进行了改造，装了浴盆，但是以后下水道渗漏就束手无策了。他屋子里暖气设施老化，冬天的温度越来越低，每年来寒流的时候他的书房往往是十几度……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工作，但是他一坐在书桌前、电脑前，马上就文思滚滚，文字就从他的键盘里不断地流出来。暖壶烧着的水开了，他竟然说今天耳朵好了，听到火车叫。每天中午窗外中学练操的喇叭声，他根本听不见。我有时候为了稿子问题到他那里去，门铃经常接触不灵，我就砸门，他听不见，没办法我只好给他打电话，说“报告，本人已到，请开门”。

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陈原先生在这间小屋精心设计了书架，他离不开这个书架。那个小桌子，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在上面享受咖啡、浓茶，围坐在一块儿，还可以听音乐。

原来我在商务印书馆总编室工作，有时候陈原要参加全国会议，或者有时候比较急，文件晚上就要批出去，他的夫人就跑来问，“怎么样？我们晚上吃方便面。”吃完方便面，他就说晚上我们接着再批。工作累的时候他就说吹一段口琴吧，娱乐娱乐，他的口琴高音、低音、辅音都吹得很好。

我跟陈原先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辞典编纂工作。编辞典是很枯燥的，评不了职称，也没有什么好处，稿费很低，所以慢慢大家情绪就低落了，陈原先生就动员大家。他常说：“辞典不是人编的”，他讲话非常生动，讲的时候有停顿，下一句话“是圣人编的”，大家掌声雷动，坚定了编辞典的信心。商务印书馆经常会来一些取经的同行，他有一句话在出版界盛传“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所以出版社要有特点，别人才能对出版社记得住。陈原老把商务印书馆的特点突出得非常明显。

陈原先生在世的时候，曾把一个信封封好后交给商务印书馆人力资源部，他说“这个信封我走了以后再打开”。这是留给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妙方？或者是对我们的批评？陈原先生去世后，我们打开信封，内容很简单：“丧事从简，不要开追悼会。”他说“从简”，但出版界要寄托哀思，最后我们请示中宣部，追悼会还是开了。

吴彬（《读书》编辑部主任）

这本书讲述了陈原先生一生的经历、一生的梦。设计得非常朴素，封面意味深长：夜空当中一条亮色，一个光明的梦。封面上的颜色很坚实，是一种梦的色彩，和陈原先生一生对高品质文化的追求，还有他毕生追求的梦非常符合。

陈原先生是一位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我第一次跟他接触，他说的是家常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去海员俱乐部，在那儿吃完饭还要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不能浪费。我很奇怪，这样的出版家说的都是家常话？他第一次跟我们谈工作的时候，我很吃惊，他的话我居然都听得懂！我和陈原先生接触并不多，当时他一个月到三联来一次，和我们谈事情，但是他的话非常精妙，深厚的内涵值得不断回味。

他一生没有离开书，一生的梦和书结合在一起。他的梦里很大的成分就是书、出版。跟陈老接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青春气息。他的思维状态、他做的事情、他动手实践的能力都让我感觉他是一个年轻人。我想陈老的精神力量、爆发的活力是来源于理想主义者的激情。

董秀玉（原三联书店总经理）

在跟陈原先生的接触中，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百科全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记得我跟沈昌文先生一遇到困难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陈原先生，他总能帮我们出主意，找出解决的办法。他的解决办法常常是我们当时不能理解的，要回来反复想、反复实践，才知道他的道理。

他读了很多书，是有原则的人，有主见，但是没有成见，他是非常独立的人。他很圆通，但是又非常坚持，他是在圆通当中真正把该坚持的原则都坚持下来，这就是智慧，是我们所缺乏的智慧。

他为人很大气，绝不会对一些小事计较。他的眼界宽阔，心胸也宽阔，对问题的判断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像陈原先生这样的老出版家，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知识、他们的修养是我们后一代的出版者望尘莫及的。如果自己本身没有很远的眼光、没有很宽阔的胸怀、没有丰富的知识，怎么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中成为一个好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