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提醒说，应留意“佚文”的界定。一个作家根本没有出过《全集》，新发现的东西能不能称作“佚文”呢？这很有道理。不然的话，任何旧报刊上的新抄录岂不都可以借“佚文”之名，大行其道了。不过，《全集》的限定不免苛刻，我想只要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资料已经出版完备了，像东方??，三本书相当于出齐他的文集，而《补情天》甚至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消失，这时，如果还能挖掘出来并得到学界公认的，那就可以叫做新发现了。因此，《补情天》首先是“补”了东方??被遗漏的重要作品。
我知道东方??已有十多年了。那时做海派研究，连谁是海派也要由我自己定义。初读到东方??1948年出版的短篇集《绅士淑女图》时，便惊异于它的水准之高，惊异于它对张爱玲的呼应。我意识到，我遇上“最后一个海派”了。我也明白，原来张爱玲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海派从新文学长久以青年学生为对象走到40年代大都会市民的大雅大俗，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聚集了自己高水准的作家群体。可是当时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东方??是何许人。我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等着杀青，可20个附录的海派小说家传记单缺他的资料，而且是连一星半点的生平文字都不见。于是我给陈子善写信救急。子善的热心肠，子善的身为资料大家而不封锁资料的风格，也是这次领教的。他迅速帮我找到魏绍昌先生，提供出“湮没”多年的李先生的住址。原来他近在咫尺，就定居北京。记得我到德外新德街去拜见他是在1994年的初春，我在书的后记里称是一次“突击访问”。他们夫妇与女儿住的电影公司宿舍，屋内简朴、洁净，有上海味，充满融融春意。
现在我和《补情天》的发现者李楠，又一次坐在新德街的寓所，为了把小报复印件交给他鉴别。《补情天》是《绅士淑女图》同时期的作品，只是较靠后边，发表的时间跨了上海解放的前后（11岁的我正生活在那里）。小说写作者最熟悉的上海中上层市民的日常生活。男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生活都无着落。全娉婷不爱陆君耀而只想抓住一个“标准丈夫”，兵荒马乱中偶然在船上碰到刚离婚的马家远，于是一见钟情，“补”上了这块情的空白。小说笔致没有他自己写的《惜余春赋》细腻，可是《惜余春赋》与《补情天》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男女之情里，有一点相似，都嵌入了“战争”，都在非社会化的写作中提示了隐藏的社会涵义。其他“补”的情，不外是意气相投、性格互补、姿色神采魅人心魄之类，这显然已不合即将到来的1950年代的上海“新”风尚了。有意味的是两人为了爱、为了结婚，而留在内地，没有“逃难”去香港，这是不是小说能在上海解放后继续登完的原因呢？
《补情天》给我们“补”了现代市民文学在40年代末期已然达到何种程度的“课”。这篇小说的描写工夫是由“新感觉派”培养起阅读趣味来的上海市民容易接受的。特别是它叙述的情味，如今语言水平更高的当代作家也难模仿。如同60年代内地、香港同时拍摄巴金的《家》，我们的电影演员队伍整齐，技高一筹，大部分也从旧社会来，但经过十几年的淘洗，演出来的大少爷和旧时家庭就没香港有味了。一篇文字最难的也是韵味。所以《补情天》是历史性作品，它的价值是现代市民小说曾经具有的历史性价值。今日中国的大城市，现代市民社会正在崛起，新的市民人物如“小资”“白领”以惊人的速度侵入到小说的文字和电视镜头中。我们对市民文学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借了《补情天》，我们要研究研究了。
2005年9月20日于京城小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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