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说的：“酸”

2005-09-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中华读书报》（2005・8・31）上读到《十问葛浩文》的访谈录。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是美国翻译家，曾把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包括老舍、巴金、莫言、苏童、张洁等人。他是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家。谈到刚译成英文出版的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他说“都得到不少重要

的评论”。“大家比较重视的是5月份的《纽约客》里发表的，厄普戴克写的四大页的评论‘苦竹’。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名声算是件大事吧，只可惜这位酸老头的基本心态是欧洲中心，用非常狭隘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欧洲文学。”顺便说一下，厄普戴克的这篇文章已经译出，载于今年《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文里所谓的“苦竹”，是指《我的帝王生涯》结尾在一个苦竹山上的苦竹庙里。厄普戴克认为，正如《丰乳肥臀》的结尾一样，都是表明“腐烂的社会是不会提供任何刺激生长的契机的”。我读过厄普戴克的小说，活泼有力，很喜欢。他小说写得那么好，那么活泼有力，怎么一写评论倒成了“酸老头”呢？再玩味葛浩文在《十问》中的答话，我看到，葛浩文似乎是对厄普戴克评价他的译本很有意见：你又不懂中文，怎能知道我的译文有错？此其一。再有，大约就是下面的话：“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这位厄普戴克当然不会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他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从中国古典小说就不能学得如英国古典小说“端庄得体”？非要读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才能达到“端庄得体”之境？所以葛浩文在此就表示了他的不满。我想这大约也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小说都要同欧美经典小说相比，不合，就是中国小说不够标准。这是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有趣争论，不过其中一个是喜爱并翻译中国小说的人。这种看法在中国人里怎么样？

新近读到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我以为它是富创见，去陈言，重艺术，讲实证的。我欣赏书里对沈从文的讲述，我以为在此书之前，没有一个人讲得比它更好。对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发现”，也是一功。当然，有偏见。我欣赏刘绍铭在该书中文版《引言》里引刘若愚先生的话：“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此后的小说史写法，自然不必都去走夏氏的路子。重写文学史，就要写出各有“偏见”的文学史。你有你的偏见，他有他的。要允许各说各的。我的小文不可能评论大著。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也看到很刺眼的欧洲中心主义。王德威先生在附于此书的论文里说过，“夏书所透露的欧洲中心主义已迭遭异议，毋须在此重复。”这是说内地以外情况吧。我刚读此书，又读葛浩文批评厄普戴克的话，就想举夏著里的几例请内地读者看一看。

夏志清此书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评老舍的《二马》，“比较像几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描写父子间冲突的小说。”（同时，又与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相比）他的类似的比较很多，有的有意思，有的就有些“多此一比”。互相比较之中，我以为评郭沫若诗时，说“模仿雪莱和惠特曼”，评郁达夫小说时说，“无非借鉴于日本和欧洲的颓废作家，和那些一向不甘与官僚同流合污，自怨萧瑟贫穷的中国诗文家。”这都有道理有根据。但是，从我这普通的读者看来，不妥的，不必要的比较也有。这就是说，有点葛浩文说的“酸”味。评鲁迅：“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本・琼森（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exley）――之列。”“我们可以把鲁迅最好的小说与《都柏林人》相比较。”而《孔乙己》却又像海明威早期的故事了。鲁迅写那篇小说时，海明威还没有开始写作，他晚生将近二十年，不好相比较。评许地山《缀网劳蛛》是“笨拙地套取了莎士比亚后期戏剧那个原谅与和解的公式。”又说他写的东野先生很像是一个匹克威克先生（Mr. Pickwick），不过拙劣的写法，使他没有生气了。有意思的是，评张天翼一篇小说，却也是“使人想起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势》中的一个场面。夏先生是研究英国文学的，说这些当然不是全无道理。可是，是否必要，是否妥帖，那就不好说了。过多的与欧洲文学比，以它们为准则，那大约就是――“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