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文坛上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讨论，至今记忆犹新。只觉得那是一场文人们的自说自话，主题模糊，坐而论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近几年作家们的目光渐渐投注到了广大的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上，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人文关怀”的暖意。而王祥夫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上边
山西的第四代作家，人数不少，个性各异，王祥夫更是一个“异数”。这“异”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那一份浓郁的文人情致上。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化（也许还有市民文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对苏俄文学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那种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深怀敬仰。这构成了他独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思想文化背景。他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小说、散文、评论样样来得，但最有成就的还是小说和散文。在他的散文集《杂七杂八》、《子夜随笔》中，大多描写的是他的所经、所见、所感，譬如游历、读书、家事、回忆、民俗等等，是真正见修养、见性情的写作，儒雅、空灵、有趣味，是他人生状态、内心世界的写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旧文人”情致的王祥夫。而他的小说创作，则忧国忧民，“入世近俗”，多取社会底层的市民、农民为表现对象，社会的腐败、现实中的问题、人性的扭曲、弱者的无助等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代作家的社会良知和人间情怀。在散文中，是一个感性的、自我的王祥夫；在小说里，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的王祥夫，折射出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两级状态和这两极的相通、融合。有了那种浓浓的人文情致，才使他在看取底层生活和民众时多了一种开阔的文化视域和超脱的审美眼光，有了对现实的关注和谙熟才使他的“人文关怀”接通了一方水土的“地气”。
从1984年算起，王祥夫在小说创作上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从他早期的《对一例梅毒病患者的调查》、《非梦》、《城堡故事》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中国新潮小说的有意识靠拢。“豪华落尽见真淳”，后来他又回归到现实主义创作路子上来，始有90年代之后的明显突破与超越。但他手中的现实主义，绝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现实主义，而是返朴归真，形成了他自己的创作风格。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赵树理创作的民间叙事，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色调等等，倒成为他追求的基本表现方法和手法。他还在有意无意中承袭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社会忧患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一部分小说称为“问题小说”，在90年代中期之后，敏锐地表现了农村变革中的“焦点”问题、微妙变化和潜在危机等等，使一些编辑把他的小说误划到“山药蛋派”里去，其实他只是汲取了山西小说中的一些精神元素，与“山药蛋派”文学大异其趣了。这类作品有中篇小说《早春》、《雇工歌谣》、《太阳下的村庄》、《腊月谣》、《乡村事件》、《旱天雷》、《愤怒的苹果》、《顾长根的最后生活》等等。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姓歌谣》、《种子》、《咬紧牙关》等，把笔触直接深入到当下城市下岗工人、乡村普通农民的生活中去，既表现了社会转型中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分化，又表现了底层民众的艰难、困惑和奋争，展现了一幅逼真、严峻而又不乏温情的社会图画。短篇小说《上边》发表于《花城》2002年第4期，朴实无华的表象使它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文坛的足够注目，它也有别于作者过去那些思想尖锐、故事引人的现实乡村小说。但在竞争激烈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评委们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它，并把它推举到获奖短篇小说的榜首位置，足以说明它如璞玉一般的艺术品质。有评论家如是说：“从文本表层看，它描绘的是一位母亲对回乡探望的养子那种执着、深挚的母爱；实际上，在文本的母爱叙事表层下，潜藏的却是作者为乡土文明所构筑的精神桃花源”。（冯琳：《〈上边〉：精神桃花源的寓言》）我以为这是截至目前对这篇小说最到位的解读。我想补充的是，这篇小说同时蕴含着一个作家对两位乡村老人，全部的生存、生命的体贴与关爱，一种休戚与共的“人文关怀”。作者深入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文明环境中去了，深入到了他们的精神、观念、情感、性格的旮旮旯旯里去了。
在王祥夫的小说中，还有一类笔记体小说，如《好峁杂录》、《油饼洼纪事》、《扁村笔记》、《棉花》等，这是一些散文化的小说，作者在开阔的晋北乡村背景上，描绘了古老的房舍、悠久的传说、古怪的村名、奇特的风俗，以及村民们世世代代的生存状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读出了历史、读出了民俗、读出了文化。这类小说显然不像作者的那些社会问题小说引人注目，但它们倒是更能反映作家的文人情致和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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