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晶体随处可见，比如糖、盐等。绝大多数人恐怕对它们的内部结构及形成原因不会太在意，但多萝西・霍奇金不一样。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
不过对一位女性来说，多萝西有些生不逢时。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多萝西的中学课堂不鼓励女生接近自然科学，而是让她们亲近生理学、语言学乃至女工这类课程。但多萝西的心已对化学开放，故在她的强烈请求之下，校方终于允许女生可以坐在化学实验室里。幸运的是，多萝西有一位极其睿智的母亲，她居然给女儿买来了威廉・布拉格爵士写给儿童的书。布拉格何许人也？他正是最早使用X射线研究物质结构的先驱，因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书里讲的内容就是他对这一领域的精彩描述，其中提到：“X射线的发现，使我们的眼光比以前敏锐1000倍，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单个的原子和分子了。”多萝西的心再次被俘获，从此她与X射线难解难分。不久，她又读到了一本生物化学方面的教科书，书中提到了当时发现不久的胰岛素，并且强调蛋白质对生命体的重要意义。从此，多萝西的晶体总是离不开生物大分子。并且她用一生的时间关注胰岛素这一“初恋”课题。多萝西的父母生了4个女儿，没有儿子总归是个缺憾，不过好在多萝西对科学的执着远远超过一般男孩，故父亲迫切希望她能像儿子一样接受教育。如愿以偿，1928年，多萝西进入牛津的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专业。当时牛津的化学专业还未与最新的科研动向接轨，学生被要求在实验课上做许多规定好的化学反应，同时记住大量关于原子重量、反应等等的实验信息。化学简直就像是做饭：照菜谱行事，再观察结果。多萝西以她的勤奋记住了规定的内容，但她难以割舍的是晶体，课堂上不与晶体打交道，她就在课外寻找。一天她读到了一篇最新论文，其中全面阐述了以X射线衍射观察到的晶体结构。多萝西被震惊了，从中她顿时捕捉到了一种科研灵感：物质由原子构成，但原子又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石墨和钻石都由纯碳组成，但前者软到可以用来写字，后者却是世上已知最硬的材料，其间的区别显然在于原子的组成方式。现在的问题是，也许通过了解更复杂的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就有可能揭示生命的奥秘。
多萝西的学士论文研究课题正是X射线晶体学，最后她以出色的成绩从萨默维尔毕业。1932年，她慕名来到剑桥的贝尔纳实验室，开始她的科研生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选择，原因不仅在于贝尔纳是当时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还在于贝尔纳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导师。他不仅给予初出茅庐的多萝西以必不可少的点拨，还慷慨地让多萝西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他的论文上，用如今通俗的话来说，这有利于多萝西在学术界混个脸熟。他们是极好的合作伙伴或师生，但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还曾是情人关系――关于这点下文还要述及。
1934年，多萝西重回牛津萨默维尔学院任教。正是在这里，她首次制备了胰岛素分子结晶。顺便提及，要用X射线探究生物分子的结构，首先必须制备该生物分子的合适晶体，这一步并非轻而易举。多萝西步入独立科研生涯的第一步，正是制备得到了适合拍照的胰岛素晶体。但胰岛素的分子结构实在太复杂了，以至于要真正读懂其中的含义，必须得等到高速计算机发明之后才有可能。于是，多萝西转向青霉素，1945年5月，她宣布最终确定青霉素的结构，一种β内酰胺构造。多亏多萝西的这一工作，制药公司才得以开发出许多种半合成的青霉素，以便适应不同的需要，于是，才有我们今天众多的抗生素家族。
多萝西的下一个主攻目标是维生素B12的结构，这项工作最终完成于1955年5月。对此，晶体学界一致给予极高评价：既然X射线能如此有效地用于一种极为复杂的分子，那么，蛋白质分子的攻克也就有望了。想当初，多萝西情有独钟的对象正是胰岛素，令人欣慰的是，多萝西的早年梦想终在晚年成真，她的科研生涯的最后一站正是致力于发现胰岛素分子的结构，她最后一篇关于胰岛素的论文完成于1988年，那年她已78岁，一首完美的绝唱。
多萝西于196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她对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结构的发现。
成功的科学家，不止多萝西・霍奇金一人，但她的经历却特别令人回味。首先，她是个女性，毕竟成功的女性科学家不在多数之列。但她从不认为自己的性别或婚姻状态妨碍了她的工作。尽管她会竭力为女学生或女同事争取必要的待遇，但她反感自己成为女权主义者推崇的偶像。也许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她的性别意识太薄弱了。是的，在工作中，她从不在意自己的性别。她从小就迷上了科学，于是就天然地认为，从事这一领域并不是男性的特权。由于她出色的工作，晶体学界对她早就一致看好，但她所在的牛津大学却未给她高级讲师的名额，是性别歧视吗？她本人却不这么认为，她坦然承认，她确实缺乏行政管理的经验。她有一个同事，多萝西・林奇，是一个极出色的数学家，她的雄心就是通过自己的数学才能为蛋白质建立一个一般模型，但壮志最终未酬。于是，尤其在最近的美国，有人试图把林奇塑造成一个被男性世界压制的英雄。同为女性，多萝西却从不认同这一看法。她认为林奇的失败在于她对自己的数学太自信了，而不顾及数据本身。确实，林奇从不拍照，有时她就向多萝西要数据。说得轻些，这是孤芳自赏，说得重些，则是投机取巧。
在家庭中，多萝西天然地认同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当难得的沃尔夫森教授名额落到她头上时，她却一定要与远在加纳的丈夫商量后才作定夺。那时的通讯方式可不像如今这样发达，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同丈夫通上话，以至接线生如此说道，天哪，为了一个“椅子”这样麻烦，现在你接受它了，希望你能感到舒服（在英语中，“教授”与“椅子”是一个词：chair）。得诺贝尔奖之后，英国皇室要授予她功绩勋章，她依然得等到丈夫回复后才表示同意，其间的拖延甚至令皇室都感到不安。这就是说，她从未因自己的飞黄腾达而看轻丈夫。
但她的丈夫在晚年却想与她分开，而与自己的初恋情人结合。尽管这一做法因家人的反对而未实现（他的情人也不愿离开其丈夫），但多萝西容忍了这段婚外情。多萝西毕竟不是黛安娜，她有足够的宽容和爱心。
再有就是她与贝尔纳的情人关系了。贝尔纳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不仅有妻子，还有多个情人。最初也许是被贝尔纳的才智所吸引，多萝西不由自主地跌入了这段注定不会结出正果的恋情。但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如同父母那样稳定的婚姻，既然贝尔纳不能提供，她就明智地做出决定：让他那才智的光辉时常照射到她就足够了。于是，她幸福地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孩子。同时，她还一直与贝尔纳保持非同寻常的友情。
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多萝西在战后曾有一个学生，那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者的心思和才智显然不在化学上，获得个二等学位后就改行去读法律了。她们相处甚好，故有一段时期，多萝西为她（后来的撒切尔夫人）没有从事晶体学而失望。好一个天真的多萝西。不过她俩当时的政治立场却正好不同。多萝西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她的丈夫和贝尔纳甚至比她更激进。这就是战后的欧洲所弥漫着的社会主义思潮。多萝西本性善良温柔天真，故她对整个人类也抱有这一美好却不怎么实际的期望。对于晶体的衍射图谱，她有着极敏锐的判断力，但对人性的洞悉，恐怕就不见得是她的特长了。
多萝西更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成功，而是她那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借用李宗盛的歌词）。若读完本文，你也为她心动，那就快去读她的传记《为世界而生》吧。
（《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美）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杜磊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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