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界，有一种新的技术已经成功地商业化了。
这种技术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将一个被称为Zoe的芯片植入其脑中，该芯片可以记录此人一生的活动
从事这种剪辑工作的人，则成为一个新的职业――剪辑师（Cutter）。
由于剪辑师可以接触植入芯片之人的一切隐私，而且剪辑出来的片子是不是隐恶扬善，隐什么恶、扬哪些善，也都操控在剪辑师手上，所以剪辑师颇受尊重。而作为一个行业的自律，剪辑师有三条戒律：
一、剪辑师不得将死者的Zoe芯片出售或泄露其内容给他人。
二、剪辑师自己不得植入Zoe芯片。
三、剪辑师不得将一个人Zoe芯片中的内容混淆到另一个人的内容中去。
当影片《最终剪辑》（The Final Cut，2004）的故事开始时，这种芯片植入技术已经发展到第9代了。街头到处都是关于这种芯片植入的广告。据说已经有5%的人在使用这种芯片。当然反对这项技术的也大有人在，示威者高呼的口号是：
“记忆是自己的！”“为今世而活着！”
因为有的人一旦知道自己已经被植入芯片，想到此生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将被记录下来，并将被剪辑、被播放，就被对于“身后是非”的过度关注所笼罩，从此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仿佛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了。
影片的主人公哈克曼（Alan W.Hakman），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剪辑师，从业已经30年了。“EYETECH”（正是提供影片所述芯片植入技术的公司）的班尼特去世了，风情万种的班尼特夫人委托哈克曼剪辑丈夫的记忆片。尽管别的剪辑师认为班尼特夫人“根本就是人渣”，但哈克曼还是接受了。
与此同时，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则向哈克曼表示，愿意出50万美元现金购买班尼特的芯片。因为班尼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虚假的――作为“EYETECH”的领袖，他被媒体描绘成热爱家庭，备受各方尊重的人物。而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认为，只有得到班尼特的记忆芯片，才能揭露班尼特虚假伪善的真面目。
正如相传黑泽明自述在影片《罗生门》中想要表达的：虚饰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死到临头也不忘记虚饰，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谁没有虚假伪善的一面呢？在这样的记忆芯片中，没有任何人会是真正的圣人，班尼特确实也不例外。
为此，哈克曼与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多次辩论。按照剪辑师的戒律第一条，哈克曼当然不能将班尼特的记忆芯片卖给他们。但是，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哈克曼本来就是虚饰的高手，他总是为他的顾客隐恶扬善，他剪掉那些人生前的恶行片段，再将那些好事编辑起来，并配上优美而适当的背景音乐。他剪辑的片子总是让人看起来十分感动。如果他把这些手段用在班尼特身上，自然会剪辑出更大的谎言。所以他们指责哈克曼“将人们的生命编成一个个的谎言”，“你在把一个杀人犯变成圣人”。
但是哈克曼也有理由支持自己的行为。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记住那些他们想要记住的”，他认为“这是科技发展，并且满足人的本性”。因为这种剪辑工作能够“让人们长存于后辈心中，把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他把他的虚饰理解为帮助死者“去除灵魂中的杂质，这样，他的灵魂得到净化，……让他在来世中生而向善”。
哈克曼一直以“这就是我的工作”自豪，但是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和他的辩论似乎逐渐动摇了他的信念。当他看到芯片植入技术的推销者一番踌躇满志的表白后，颇受震动。那个推销者说：“你们可以将你们的记忆传给后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朽！……不管什么样的情景，你都能够拥有或者删除！”这些自白，实际上证实了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的指控。这使得哈克曼原先的信念开始崩溃。
起先哈克曼在50万美元现金的诱惑下也不肯犯规，后来他却把剪辑师的三条戒律破坏殆尽：他将许多人的记忆混合在一起搞成片子（违反了第三戒律），并且给女朋友看着玩（违反了第一戒律）。他甚至给自己植入了芯片（违反了第二戒律），为的是将自己一段童年记忆输出，以解开他自己一个童年记忆的心结――他一直以为童年的一个玩伴之死和自己有关。为此他求他的同行为他做这种输出。
正当哈克曼接受了反芯片植入技术的观点，决定金盆洗手时，一连串的意外发生了。班尼特的芯片在他和女友的冲突中毁坏了（女友因他剪辑她和前男友亲热的镜头而大怒，向他的剪辑电脑开了一枪），哈克曼向班尼特夫人表示，他再也无法完成她的委托。而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得知班尼特的芯片毁坏，因无法再从中揭露班尼特的真实面貌而怒不可遏，竟枪杀了哈克曼――他的死倒真有点“朝闻道，夕死可矣”。
古代中国人的“谀墓”传统久已有之。通常人死之后，人们就隐恶扬善，不再批评死者的过失，往往还要夸大死者的好处。昔日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人写了许多墓志铭（那可是有偿的！），被后人斥为谀墓之辞，颇受诟病。其实今天各种追悼会上的悼词，与韩愈的谀墓之辞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作者没有韩愈那么大的文名耳。而这些墓志铭和悼词，与哈克曼剪辑出来的片子其实也是异曲同工，只是没有那么“高科技”耳。
不过，《最终剪辑》至少引出了如下问题：
首先，婴儿的权利问题：如果父母在孩子出生时为孩子植入了芯片，什么时候可以将此事告诉孩子呢？植入技术的推销者建议选择在孩子21岁时。但是，婴儿的父母是否有权代替婴儿本人决定是否植入芯片？植入芯片给婴儿带来的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这答案是取决于婴儿成长以后的本人的，父母其实无法替婴儿作出答案。
其次，如果芯片植入者意外丧生，那他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意愿：是否要求输出记忆并剪辑成片子。此时亲属或友人能不能替他作主？
再次，即使本人愿意植入芯片，并且寿终正寝，而且也愿意在身后将芯片交给自己信任的剪辑师全权处理，他仍有可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因为他生前必然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他生活中周围人物的事情或隐私，这些事情或隐私是当事人同意让他知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同意让剪辑师知道，更不意味着他们也同意被剪辑到别人的片子中去。
所以《最终剪辑》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如果你自己可以作主，你愿不愿意植入这样的芯片？也就是说，你觉得这样记录你的人生好不好？二、如果你已经植入了这样的芯片，你愿不愿意将它交给剪辑师全权处理？也就是说，你的人生记录，特别是其中的隐私部分，你愿不愿意让它们留在世上？
我试着询问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人，发现各种答案出入很大。那些有着足够的表现欲和倾诉欲的人，会对上面两个问题回答“愿意”；而那些很在乎“身后是非”的人，当然也更容易倾向于干预剪辑师的工作，或者干脆回答“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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