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解读〈穆勒名学〉》 金岳霖讲述 倪鼎夫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早就听说金岳霖先生给倪鼎夫先生讲过《穆勒名学》，倪先生也说过多次要把金先生的讲课
《穆》记录了金先生关于穆勒思想的一些理解和评价，特别是他如何结合穆勒的思想来具体地论述演绎与归纳的关系。这些看法在金先生过去发表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的，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研究金先生的思想，《穆》无疑极有价值。但是在我看来，《穆》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我们知道，金先生的思想，特别是关于逻辑的看法，在建国以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人们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对他的一些看法也并不是完全理解。《穆》是金先生私下讲的，而不是公开发表的，尤其是，它是金先生讲给自己身边的人，讲解的方式也依从金先生过去的习惯做法，因此应该是比较随意的，大致不会有太多的框框和限制。这就使我们可以对金先生在同一时期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进行比较，从而有可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金先生一些相关的、已经发表的思想，由此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金先生的思想。
在史学意义上，《穆》使我有两个收获。第一个收获涉及逻辑与归纳的关系。金先生在1936年的《逻辑》一书中排除了归纳，并且明确地说演绎与归纳“终究是要分家的”。1959年金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简称《旧》），其中强烈批判了自己把归纳排除在逻辑之外的错误。后来在他主编的《形式逻辑》（1979年出版）一书中终于有了归纳。演绎和归纳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因此金先生这一观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形式逻辑》一书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暂且不论。但是《旧》确实出自金先生亲笔，这必须成为我们思考的依据。然而，一旦将该文有关归纳的论述与《穆》对照来读，就会发现观点的出入很大。比如，金先生在《穆》中认为，“穆勒竭力把必然说成不必然，演绎说成归纳，这是错误的”；这显然是坚持了《逻辑》一书的观点。又比如，金先生在讲到穆勒关于归纳一定要有推论的看法时问：“由已知到未知是推论，结论在前提之中不是推论，那么演绎是不是？超出已知范围有不同情况，如在前提中但未认识，算不算推论？”这样的质疑显然是针对归纳对演绎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旧》发表于1959年，而《穆》是金先生1960年所讲，这可以说几乎就是同时的事情。我想，金先生在批判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肯定会继续思考自己所讨论的问题。但是，时间如此接近，观点出入如此之大，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吗？
第二个收获涉及逻辑与形式逻辑的说法。阅读金先生涉及逻辑的著作和文章，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他前期总是谈论“逻辑”，著作名称也是如此，但是自1950年以后，他总是谈论“形式逻辑”。近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形式”这一修饰语给逻辑带来的问题，我发现，在逻辑领域中，许多奇怪的东西都是从这个词衍生出来的。比如康德与形式逻辑相对搞出了先验逻辑，黑格尔与形式逻辑相对搞出了思辩逻辑，后来又有人搞出了辩证逻辑，如此等等。而这些所谓的逻辑并没有带来逻辑的发展，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逻辑。也许是由于我有这种看法，因此我对金先生的相关论述很感兴趣。在我看来，金先生只谈逻辑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清楚的，他心中所想的东西也是清楚的。而当他后来谈论形式逻辑的时候，他大概是想把逻辑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区别开，同时他也不得不以此把传统逻辑中许多非逻辑的内容容纳进来，比如概念、判断、归纳等等。这大概是迫于形势，因为在当时的学术界，逻辑是被当作形而上学而要受到批判的。但是在《穆》中，金先生除了比较多地谈论演绎外，在谈论逻辑的时候总是比较自然地说逻辑、传统逻辑，很少谈论形式逻辑。比如金先生说，“可能（也许？）不能用逻辑推翻或用逻辑证明，但比逻辑高一层的规律，在人的心灵就存在着，等于说是先验的”。如果是公开发表，这里所说的“逻辑”前面大概一定要加上“形式”一词，因为这样的逻辑显然不涵盖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当然，面对自己的学生，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清楚而没有歧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形式逻辑”了。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是不是有道理？
除了以上两点收获，我还有一个收获。它不是来自金先生的论述，而是来自倪先生的叙述。金先生大概喜欢一对一地教学生。我曾经听周礼全、苏天辅、诸葛殷同等前辈谈过跟金先生读书的故事，也听倪先生说过多次。我也曾跟着周先生一起念书，有过这种面对面的传授经验，还读过康宏逵先生讲述在王宪钧先生家里的小黑板前读书的感受，印证过自己的体会。对于金先生的这种“师传”，应该说我是不陌生的。但是从倪先生所记录的这二十讲以及他所讲述的有关背景，我还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倪先生说自己“生性鲁钝，基础薄弱”，而金先生“戴着眼罩，吃力地看那些英文小字、中文注释”，“殚精竭虑”。我努力想象着金先生的形象，看不到学界泰斗的光环，只看到一位平凡老师的诲人不倦，也感受到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踏踏实实和兢兢业业。
倪先生能够在金先生身边聆听金先生的教诲，实在是令人羡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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