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记录罗布泊

左图：陈宗器在

《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陈雅丹著　昆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80年代初刚认识陈雅丹时，知道她是画家，画得一手好画，线条装饰感极强，线条间的颜色童话一般明艳动人。后来有一天，知道了她的名字的意思，“雅丹”是大漠中高出地表一两米的一种风蚀土台。一个美丽的女画家与那些荒凉之处的一种地貌有什么关系呢？再后来，看见了陈雅丹保存的一张照片，才知道中国曾有一个叫陈宗器的著名地理学家，是他让“雅丹”成为了自己小女儿的名字。

陈雅丹保存的那张照片是她的父亲陈宗器1934年拍的。照片上两个船工站在齐膝深的水中，手里托着肥硕的大鱼，身后是一片浩淼的水。问陈雅丹：这是哪儿？她说：这是罗布泊。她的回答令我万分震惊。问：是那个罗布泊吗？她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罗布泊？方圆几百公里内没有一滴水，遍地翘起的坚硬碱壳令骆驼都无从下脚，沙暴一旦刮来瞬间天就会黑得像深夜一样，土匪和散兵就埋伏在前方必经之地的隘口――罗布泊在我们常见的叙述中被称为“死亡之地”，它怎么会在陈宗器的照片里美得令人仿佛能够听到大水拍岸的音响？陈宗器拍下那个水波荡漾到天边的罗布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面目全非的罗布泊呢？

罗布泊在世间沉默着，生命的短促令人无法见证一个碧水清波的大湖是如何变成一望无际的戈壁的，但我们足以想见其间的沧桑一定惊天动地。陈宗器和他那个时代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是幸运的，尽管他们历经种种艰辛，但他们见到了后来的我们再也无法见到的地质景象。在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珍贵资料后，陈雅丹用了三年的时间，将父亲陈宗器当年的西行经历通过《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向我们娓娓道出。

1929年10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方徐炳昶任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第二批团员――不同国家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人种学家、古生物学家组成的戈壁组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发，一路向西、再向西。考察团里惟一的中国学者便是年仅31岁的陈宗器。这之前，斯文・赫定曾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并发现了雄踞于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遗址。特别是，斯文・赫定通过对罗布泊古湖岸线的考察，提出了轰动世界的“游移湖”之说，即罗布泊大湖有两个湖盆，大湖以一千二百年为限，从南向北再从北向南移动。斯文・赫定在中国西部的探险发现令中国科学家开始关注那片古老而邈远的土地。而陈宗器的西部科考之行，不但使他成为那个年代惟一到过楼兰的中国学者，而且，当他1934年与斯文・赫定沿孔雀河顺流而下到达罗布泊时，他们竟然看到了在千年之后重新北返的罗布泊大湖！

在半个多世纪前，科考的条件异常落后，加之社会动荡不安，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的代价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险和寂寞。陈宗器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凭着执著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去了至今我们许多人不敢去也不能去的罗布泊，他们把那里十分罕见、十分奇特、十分壮阔的自然景象留在了胶片上，留在了画笔下，留在了他们用生命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之中，而所有这些无不关系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承传和历史绵延。他们因而令我们敬仰。

陈宗器出生在浙江新昌，家业为新昌一等富户，赴西部考察前先后赴日本留过学，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并曾是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助教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助理研究员。陈宗器有一个自由恋爱的妻子――为了这个妻子，他曾和家里闹翻过。加上前妻给他留的孩子，他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但所有这些都留不住他向西迈去的脚步，并且一走就是六年，六年之中，父母先后亡故；六年之后，他与妻子婚姻破裂。一切都是为了理想――“当努力考察，希于科学界稍有贡献以增国光。”

无疑，女儿继承了父亲探索追求的秉性。1997年，陈雅丹追随陈宗器当年的足迹，向西穿越了罗布泊。2000年，已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陈雅丹，再一次穿越了罗布泊。之所以一次次地走向那片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陈雅丹说是为了“人世间一种动人心弦的情感：思念”，她说：“父亲给了我生命，生命犹如他给予我的名字――雅丹――一样美丽。”正是因为满怀深情，《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令描述荒凉的字里行间萌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在没有水的大漠之夜，陈宗器给妻子写信遥想家乡江南的细雨从屋檐上滴落，汇成细流，流向母亲洗衣的天井；在楼兰，陈宗器和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将书写着他们心声的字条封在罐头盒里，放置在大佛塔上，期望再有人到达这里时能看到他们探求未知的勇气――无论是在几十甚至几百年之后；还有藏人那其林，当科考队从罗布泊归来时，发现他依然忠于职守地呆在大漠中营地里，一个人守着八只羊和一些面粉长达两个多月……陈雅丹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她不需要技巧，她所拥首先是真实：来自瑞典国家档案馆、瑞典人类学博物馆、斯文・赫定基金会；还有他父亲留下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她自己两次亲赴罗布泊的艰难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形成的参照；最后，是一个书写者最真诚的情感――对父辈献身于科学未知领域的壮举有着憧憬般的怀念和难以释怀的景仰。当然，出自画家陈雅丹的文笔也令《走向有水的罗布泊》读来画面清晰，色泽鲜明。

现在，南极考察可以电视现场直播，珠峰测量也可以电视现场直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考队员们衣服的商标。人类的想像力正在渐渐地被各种目击现场画面所侵蚀，就像人类的胃口正在被花样翻新的各种食物所扼杀一样。我们的胃没有期待只有怀念，我们的好奇开始对明天感到麻木，于是，我们反过来给昨天以极大的信任。明天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物质的无限扩展；而昨天，先辈们走过的昨天，则在精神上仍旧会给我们丰富的营养。陈雅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她是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为自己的书取名为《走向有水的罗布泊》。这是一本几乎每一节都让人读来唏嘘不已的书，它用勇敢者和真正理想主义者的真实生活细节，敲打着我们的平庸、妥协、得过且过和沾沾自喜。《走向有水的罗布泊》让我们跟随那些走向罗布大湖的科学家，走向一片泛滥着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水源，去看彼时知识分子的理想、激情、坚韧、博大、追求和探索。

今天，再有人走向没有水的罗布泊时，可以带着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但在70年前，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可谓磨难重重。一去千万里，科学与人文的旗帜始终飘扬在那一次伟大的行程中，而涂染了那面旗帜的颜色来自每一个科考工作者的生命。当年与陈宗器共同西行的科学家，考古学家贝格曼44岁离世，地质学家霍涅尔54岁离世，而陈宗器62岁离世。陈雅丹说：“父亲那一家人，姑姑和叔叔都活到了九十多岁，惟有父亲走得早。”她说：“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深深的震撼、深深的痴迷写完本书的……好的东西要保留下去，人类需要精神的延续――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和陈雅丹有着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彭加木先生在中科院组织的考察中在罗布泊失踪，殉职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余纯顺也是这样，把自己的探险精神和求索激情永远地留在了罗布泊。这些后来者，和陈宗器先生一样，让我们想来肃然起敬。陈雅丹也是，她在让人心生敬意之外还多一层感谢，因为她写出了《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在向我们揭示自然地理的奇迹之外，还让我们接近了人文理想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