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图书馆与出版业遭日寇摧折

2005-10-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日寇侵华战争造成的诸多文化厄难中,图书馆和出版遭遇的摧折和毁损可算得上是一大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现代出版业皆有长足进步和大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跃然崛起的文化强项。尤其是在东方的现代化大城市上海,这两个领域皆正在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比如,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到30年代

初,其发展规模已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所有出版企业,被人称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的附设机构,1926年建成的东方图书馆,则是当时我国和东亚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其他如北平、南京和一些大学里的图书馆,一些著名的出版机构,也正朝着世界第一流迈进。如:1934年在嵩公府西院建起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其物质条件在国内属第一流,并已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图书馆水平。还有被称为“自强不息的大熔炉”、令老清华学子终生难以忘怀的清华图书馆,皆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图书馆之列。

然而,这些足以昭示中华文明之光的鲜艳旗帜,在日军疯狂的炮火和文化扫荡中皆惨遭摧折毁损,不复见往日的风采。

图书馆毁损一览

我国图书馆毁损最为惨重的,是1932年“一・二八”战火中被日本浪人纵火焚毁的东方图书馆和1937年被日军肆意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这两次文化劫难已有专文记述,这里不再赘言。

除了东方图书馆和木斋图书馆,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严重毁损。有些是图书馆设施毁于炮火,藏书随之被毁;有些是图书馆藏书被劫掠,大量珍籍丢失散佚;有些则是在迁徙途中藏书被炸毁或被掠去。

早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三省后,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就从东北各类图书馆中挑出有关中国历史、地理、语文、政治等类讲述中国文化传统和宣传爱国思想的书籍多万册,加以焚毁。1934年2月,沈阳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1万余卷被日军劫掠运往日本。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达20余万册,多为宋元明清历代珍本,其中有钱塘丁氏旧藏8000卷,在“文献扫荡”中惨遭厄运。该馆寄存于苏北兴化县的木刻图书和各省广场志6803册,全部被日军焚毁。该馆庋藏的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江南各官团档案,已清理的6486宗,未清理的60多大篓,也片纸不存。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有文澜阁《四库全书》和许多善本,从1937年到1944年,该馆辗转迁徙于浙江、贵州、四川等省。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在龙泉的善本、方志和留在杭州的报纸、杂志合订本,多被盗卖散佚。

安徽省立图书馆藏书近10万册,抗战期间分藏于各地区,到1943年,藏书尽皆损失,荡然无存。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后,馆舍被焚毁,藏书均毁失。

甘肃省立图书馆1939年被日机轰炸,损失惨重。

广东省立图书馆有藏书3万余册,多为珍本善本,1945年疏散途中损失了半数。

北平市立图书馆于1938年8月被日军侵占,日军派遣各类人员将该馆所藏7万余册图书进行清查,凡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书一律焚毁,剩余的图书期刊被日军洗劫一空。

一些私家藏书楼的藏书也是日寇掠夺的目标,如吴兴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一度成驻军之所,以后日伪军多次骚扰书楼;盗匪也曾多次进楼偷窃。刘承平只得将一批珍贵藏书陆续运往上海。为躲避敌机轰炸,他曾将一部分书装麻袋移置南浔镇南西行走03号刘宅三层阁楼之上。又如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藏书,苏州滂喜斋潘氏藏书,天津木犀轩李氏藏书,杭州九峰旧庐藏方志书等,也皆遭到日寇劫掠。

据统计,抗战期间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藏书损失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北平被破坏的图书馆有61所,藏书损失290余万册;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损失藏书170万册以上。上海遭破坏的图书馆173所,江苏300所,浙江377所,河南392所。

大学图书馆有些是馆舍与藏书同时为炮火所毁;有些是学校内迁后,留在原馆内的藏书或被焚毁,或被掠劫而散佚;有的则是在迁徙途中毁损散佚的。

北大和清华南迁后图书馆及藏书皆是留在沦陷区,后来遭日伪劫掠而遭损失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1936年7月底以前,馆藏图书244440册,其中中文书177477册,西文书66963册。学校南迁后,全部图书及馆内设备都留在沦陷了的北平。为了防止日军的破坏,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原藏在书库第四层的善本书转移到第一层钢架的最下一格,以保安全。1937年8月底,日本宪兵队进驻北大,汉奸组织的地方维持会也开始“保管”北大校产。从此,北大图书馆即落入日伪之手。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遭到了日伪的查禁和掠夺。

伪新民会擅自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政治类书籍26部,日本宪兵队将俄文书3700多册和杂志多种掠走后变卖,伪教育总署取走社会科学类期刊合订本248册和西文《资本论》等书。1938年,伪教育总署又查禁了所谓违禁书约3000册,予以没收。北大图书馆于1936年以300元购得、藏入善本书库的宣统三年调查的《俄蒙界限图》(由清朝理藩部旧档案中散出)也落入日寇之手,从此下落不明。

关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毁损情况,陈岱孙在《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一书所写的序中有所叙述。他写道:

当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分为两翼,共有三大间普通阅览室,室内陈列着60多张长阅览桌,配以624张特别的,舒适的阅览椅子。在我们接收图书馆时,阅览室都改为普通病房和手术室。旧家具设备全然不见了。后来,我们在图书馆楼下一个小角落里居然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一张原来的旧阅览椅子。后来,我们就是用这张椅子作为模型,为图书馆三大阅览室恢复旧观的……清华被侵占之后,图书馆为首先被无情掠夺之一物。头几年被掠夺的图书大部分去往关外,甚至有运去日本者,这部分损失后来是无可查考了。

清华图书馆原是有应变准备的。“七・七”事变发生后,图书馆在校人员就将一些重要书籍和目录文件卡片等装箱,作好抢运的准备。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后,图书馆工作人员冒着危险将已装好的50箱书籍物品,运到城内秘密存放。1940年3月,又将这批图书运到昆明西南联大。

日本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便是院本部。他们把阅览室、研究室中存放的一些参考书,有的移入书库胡乱堆放,有一些便就地焚毁。后来,也被派上了用场,书库中的书便惨遭毁损了。许多珍贵的西文书被运往日本,一些中文书被烧毁。1941年5月,日本华北军司令部开始组织力量整理清华图书馆中所剩图书,由多田部队本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新民会、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7个单位参与整理。实际上,他们是通过所谓“整理”,各取所需地把这些藏书进行瓜分。通过几周的整理挑选,自劫掠走了所要的书籍。军事书籍由军部取走;禁书约1万册,由新民会取走;各机关所选图书约4万册,由近代科学图书馆取走;剩余者全部拨交给北平沦陷或后由敌伪组建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留在清华园里的清华图书馆藏书就这样被毁损散佚了。

平津地区的北平师范大学图书3万余册,北大工学院图书2万册,中法大学图书1.7万册,朝阳学院图书2.5万册,河北师范学院女子学院图书5万册,经日寇抢掠后已荡然无存。

湖南大学图书馆在1935年藏书达8万册,1938年,日军在湖南大学投下约50枚炸弹,学校炸成废墟,藏书全部化为灰烬。

中央大学图书馆内迁时,途中遭敌机轰炸,并有10余箱图书沉没。内迁前该馆藏书40万册,到1948年,藏书只18万册。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6万余册图书完全落入日军之手,1945年春,日军占领当局将其中1500种在广州、香港拍卖。

重庆大学图书馆于1941年7月4日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

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大图书馆遭日机轰炸。

1944年5月12日,河南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炸毁。

山东大学、上海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校图书馆在迁徙途中都曾有遭遇敌机轰炸而毁书的厄运。

出版业伤痕累累

除了素有“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之称的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界的龙头老大遭遇灭顶之灾,许多出版机构都曾在战火中受到破坏、毁损。

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其规模和影响皆可与商务印书馆相媲美,且也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商务的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战役中被毁之后,私立图书馆藏书较多的就要算中华书局图书馆了。中华书局有着先进的出版设备、强大的编辑阵容,出版过大量高质量的出版物,也是历史悠久、在我国有着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机构。中华书局图书馆主要是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服务,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大中小学教科用书以及编辑《辞海》等等,都是利用其所藏的丰富图书资料作为参考的。

30年代中期是中华书局的全盛时期,到了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已扩充至400万元,年营业额约4万元。全国各地分局有40余处,沪港两厂职工共达3000余人。抗战爆发后,情况就不大相同了。总部要南迁,货难以发出,各地分局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损失。如南京分局,南京沦陷后即停业,房屋被占用;杭州分局在杭州沦陷后迁金华,又迁江山;南昌分局于1938年秋迁赣州,又迁吉安;北平、保定、邢台、张家口、沈阳等地分局都鹪数天至月后才复业;长沙分局在1938年长沙大火中被毁,损失甚巨,后在邵阳、沅陵设店营业;衡阳、广州、汕头、梧州、桂林、贵阳等地分局皆曾停业一段后再复业;而安庆、芜湖分局在沦陷后即停业,未再恢复。

1937年“八・一三”后,由上海长江轮船运出的货,第一批800箱被日机炸毁了一半,到汉口时,只剩下了400箱。不久,中华书局总局由上海撤退到香港,成立香港办事处,统筹全局。沪战发生后的第三个星期,就宣布大量裁撤编辑人员――辞海部全部、杂志部全部、新书部全部、古书部全部都裁撤了,教科书部裁撤了二分之一。于是,大批人员失业,生活陷于困顿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对中国文化事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摧残破坏。1941年12月19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被日寇搜查,抢劫大批存书。12月26日,日军又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民友图书公司、连同商务、中华等单位的印刷厂、仓库、支店在内共有17处所。以后,虽有的可以复业,但不准他们出版抗日书刊。

“八・一三”事变发生时,开明书店设在虹口(闸北区附近)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及美成印刷厂,在第三天就中了日军的炮弹,开明所有的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几百万册存货,以及正在印刷厂待印的《二十五史》全部锌版,美成印刷厂的所有器材,全部被击毁,损失惨重,达开明全部资产的80%以上。于是,开明业务停顿,大部分员工留职停薪,发行所库存现款不足4千。后来才又在汉口、重庆、桂林、贵阳、衡阳等地设立办公处,恢复了业务工作。

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军占做军营,库存的大批教科书被化成纸浆;大批国学书籍被抢劫走,运往日本。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以后,日军还将定时炸弹放进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后造成人员伤亡。

以出版科技书籍和外文科技课本著称于世的上海龙门书局,成立于1930年,“八・一三”沪战时遭炮击,龙门印刷厂被毁,化为瓦砾。但在文化事业惨遭摧折、上海出版业异常萧条之时,龙门书局经理严幼芝与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文化印书馆、北京图书公司、北洋书店、世界图书公司、中国图书服务社、大新书社、中国版本社等几家,于1937年11月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在租界内开业,一时成为国内最大、最有实力的影印组织。从1939年起,龙门联合书局多次运送大批影印西书去内地销售,缓解了后方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要。

巴金主持的以出版新文学书刊为主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沦陷后,大部分人员撤退到后方。1942年4月,租界捕房逮捕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的留守负责人陆蠡,同时抄走两卡车图书。后陆蠡惨遭日军杀害。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锡琛、夏?尊也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捕去,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道奔走营救,才免遭不测。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